德意志第二帝国海权兴衰启示录 7
锻造海皇波塞冬之戟(下)
“海军的目的即为占领和维持海洋交通。海洋的占领即使只是暂时的，也仍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后果，甚至于在纯粹大陆战争中也都是如此。……除非能首先击败敌人，以获制海权，否则对商船的掠夺战能否成功也都不免大有疑问。”
——法国海军上将格拉维
1894年，时任德意志帝国海军参谋长的提比茨上校向德皇威廉二世递交了《海军总参谋部第九号战略与战术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的第二节“舰队的自然目的就是攻势”中，提比茨明确指出：海战与陆战不同，交战双方只有击败对方才能建立制海权，想依赖巡洋作战或其他手段来获胜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对敌方海岸发动战略攻势。战略守势将使交战国陷入一种非常困难而全无希望的地位。而要保证这种攻势得以遂行，舰队必须保持对敌人30％的优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人指责提比茨于1897年提出的“风险舰队”思想与《第九号备忘录》中表现出来的“马汉式”的攻势海军思想背道而驰，并进而得出正是其前后矛盾的战略思想将德国海军引入了毁灭深渊的怪谈。面对这种代表了对风险舰队思想怀疑情绪的莫名指责，提比茨不得不将其在战后最初岁月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干为自己辩护。
提比茨强调：“风险舰队”理论成功的关键恰恰是《第九号备忘录》中所强调的优势舰队和追求“马汉式会战”的战略攻势。如果一支舰队不能在现实中具备彻底毁灭敌人或至少让敌人蒙受无法忍受损失的代价，那这种风险根本就是无效的。一支不打算牺牲的存在舰队，与在威海卫全军覆没的北洋水师和在旅顺毁灭的俄国太平洋舰队一样，战略价值等于零！
舰队的功能是维护和平和赢得战争。风险舰队也不例外。只有能够有效地发起攻势作战，舰队才能够对敌人构成直接风险。那种龟缩在港内的“保船”策略，或者幻想将完整的舰队作为未来争取体面和平的筹码的想法，对敌人是形不成真正的风险的。
一战中，正是帝国高层蛇鼠两端的态度，使得公海舰队在最关键的时刻，斤斤计较于主力舰数量和吨位的技术对比，没有主动地放手一搏全力出击，因此帝国海军也就无法履行在帝国创建之初的1873年被赋予的第三个核心目标：“发展出一种为了袭扰敌人航运、攻击敌舰队、敌海岸、敌港口而发展的攻击性潜能！”结果丧失了取胜的战略机会。这不是风险舰队之过，而恰恰是没有真正贯彻风险舰队之过。
遗憾的是：提比茨的辩护被其敌人视为谎言。
斯佩机会
月8日，当斯佩伯爵率领的德国海军远东舰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附近海域被彻底摧毁的消息传到英国海军部后，少数深具谋略的英国皇家海军高级将领终于结束了提心吊胆的痛苦煎熬。随着被派出搜寻斯佩舰队的“无敌”号、“不屈”号、“大公主”号战列巡洋舰全速返回本土，英国皇家海军在威廉二世和德国海军总参谋部的“高度配合”下终于安然渡过了战争中第一个危险期。
尽管始终有着数量优势的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根据丘吉尔和第一海务大臣德裔的巴滕贝格亲王的命令，早在1914年8月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进人了临战状态，但是大舰队却并非无懈可击：按照费希尔当年的规划，大舰队所有的中队实际上并非完全处于满员状态。与基本保持主力舰中队定编满员的公海舰队不同，驻扎本土的部分皇家海军前无畏舰中队和辅助舰艇、轻型舰艇中队，按照“核心舰员制”只保持着大约60％的编制员额。
这些构成皇家海军数量优势基础的战舰，想恢复现实作战能力，即使兵员动员不成问题，也还需要时间进行恢复性训练。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尽管英国战列巡洋舰中队和轻巡洋舰与驱逐舰部队在1914年8月28日主动发动了赫尔戈兰湾战斗，但是那只是个别作战单位的战术偷袭胜利。
与龟缩在港内幻想通过海上设伏和游击战消耗对手从而获得决战机会的德国公海舰队不同，在战争爆发之初即果断离开了青岛的斯佩舰队成了皇家海军最初的恶梦：这支孤悬海外的德国巡洋舰队一路大打出手，在太平洋的塔希提轻松干掉了法国炮舰“热忱”号后，在智利南部的科罗内尔角近海，将闻讯赶来的皇家海军“战略家”克拉多克少将本人及其指挥的两艘装甲巡洋舰“好望角”号和“蒙茅斯”号，一同送进了海底并击伤了轻型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和辅助巡洋舰“奥特朗托”号。这迫使皇家海军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派遣3艘战列巡洋舰率领装甲巡洋舰和轻巡洋舰等大批兵力秘密前往南大西洋寻猎斯佩舰队。
长眠海底的斯佩伯爵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攻势实际上赋予了德国公海舰队一次血洗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的宝贵机会。皇家海军大舰队的实力在月已经跌入了谷底，超无畏舰“大胆”号于10月27日在爱尔兰外海的众目睽睽下触雷沉没成为了这个危险期的开端。
就在10月，“猎户座”号超无畏舰由于反复出现的蒸汽轮机故障被迫进厂修理；“阿贾克斯”号、“铁公爵”号超无畏舰也留在船厂接受改装；当月入役的“本鲍”号、“印度皇帝”号超无畏舰和“大公主”号战列巡洋舰还没有完成调试和磨合；强行征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海军的“阿金考特”号和“爱尔兰”号无畏舰、“虎”号战列巡洋舰刚刚配齐官兵，还没有完成转换训练。
这直接导致皇家海军的核心战斗装备超无畏舰，只有3艘可以使用！日后将在日德兰海战中大显身手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超无畏舰，还要到一年多以后才会相继入役。而“无敌”号、“不屈”号、“大公主”号的离去，使得大舰队只剩下17艘无畏舰和超无畏舰以及5艘战列巡洋舰可以应敌。此时，德国公海舰队却有15艘无畏舰和4艘战列巡洋舰与1艘“布吕歇尔”号准战列巡洋舰。双方的主力舰对比已经降到了22：20！这是有史以来英德海军主力舰对比最接近的一次。
如果此时放手一战，考虑到两国舰队的训练水平差异，不管胜负如何，哪怕是拼光了公海舰队，也会使英国蒙受整个战争中最大的灾难。如果舰队主力损失了，那么英国残余的舰艇也就不足以继续维持大洋上的绝对制海权。这不仅意味着英伦三岛的海上门户随着制海权的破灭而洞开，也将为德国接下来利用袭击舰和潜艇围困英国扫清障碍。且不论其直接军事意义如何，仅凭皇家海军大舰队被一个大陆国家重创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就足以使得这个在布尔战争后已经疲态尽显的世界帝国中心本土，从其不安分的殖民地、各有算盘的盟国与中立国所能获得的精神与物质支持，呈现几何级数的衰减！
屠龙乏术
然而，德国坐失了良机。在月的整整两个月中，按照在赫尔戈兰湾海战失利后威廉二世禁止公海舰队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出海挑战的禁令，整个帝国海军决策层作壁上观，像没事人一样看着斯佩舰队的毁灭。于是乎，这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海外最强大的舰队，几乎毫无价值地被牺牲掉了。
3年后的月17日，尽管德国海军的“绿头蝇”号和“牛蛇”号布雷巡洋舰再次突破了英国皇家海军的层层警戒线，深入挪威近海的卑尔根在击沉了9艘商船和皇家海军护航的“强弓”号、“玛丽罗斯”号驱逐舰后，巧妙地全身而退，同样的事情又由德国第二鱼雷艇分队在两个月后的12月12日重演了一次。然而，那毕竟只是两次于大势无补的战术胜利。斯佩舰队的覆灭证明了一个还将得到多次证明的道理：没有主力舰队掩护的巡洋作战是没有前途的，这点对于以潜艇为核心的破袭战也同样适用。
时至今日，在研究大国的海军战略时，总有人根据两次大战期间德国海军巡洋作战的个别胜利和无限制潜艇战的战果，来论证建设一支“非决战型的破袭舰队”，是战胜强势海军的不二法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德国海军在没有完成准备之前，无力发动正面决战或者消极避战的权宜之计无奈之举，当成了中长期的建军思想和建军目标来加以研究，并往往用来误导其他战争压力尚不急迫的大国在海军战略方面陷入歧途。
那些主张以破袭交通和贸易为作战中心打击英国这类世界帝国的人们，忽略了一点：破袭作战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其整体有效性都有赖于海权的取得。而争夺海权的直接途径并不在于摧毁敌人的商业或经济活动，而在于消灭敌人的作战力量本身。在海洋上，这意味着战争的重点不是经济战或者吨位战，不是打了就跑的巡洋作战或者难以有效对抗护航兵力的潜艇战，而是直接摧毁敌人海洋战斗能力的会战。法国海军思想家达维鲁曾指出：“歼灭敌人则也就能一举而获得一切的结果。”这个判断是建立在法国17世纪以来所有打击英国航运的巡洋战争全部失败的现实基础上的。
巨匠筹谋
1914年5月，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3个月前，帝国海军国务秘书提比茨元帅在随同公海舰队出海训练时，向舰队司令英格诺尔上将询问了一个问题：“假如在英德战争中，英国舰队根本就不出来，那该怎么办？”
据说，两人都没有在当时给出答案。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始终将“风险舰队”理论作为德国海权基石的提比茨在当时已经胸中有数：如果战争在1917年这个德意志帝国海军形成对英国皇家海军的平衡点之前到来，那么不管英国人是否主动挑战，帝国海军的取胜之道就只能在于一开始就拼尽全力，主动攻击！
3个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提比茨和英格诺尔在第一时间就建议德国公海舰队倾巢出动，冒险与英国拼死一战。提比茨认为，公海舰队尽管实力较弱，但是在理论上与英国大舰队相比已经在主力舰方面接近了2：3，而公海舰队水兵训练有素无需再像只有主力中队满员的英国大舰队那样作补充动员；况且海战多少还有一些运气的因素，如果能赶在英国将所有主力舰调回本土完成战斗动员和维修准备前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那么公海舰队未必没有胜算。
实际上，在提比茨那里，风险舰队包含两重目的：首先是通过力量对比让敌人摄于损失和收益的失衡而遏制战争。在和平时期，风险舰队必然将导致英国与德国进行造舰竞赛。这要么将迫使英国以牺牲全球利益为代价向其它列强妥协，从而得以将舰队主力集中于北海应付德国，这等同于剥夺了英国人的行动自由；要么将使得英国由于不堪重负而寻求与德国的直接妥协，这样德国就将获得海外利益的有效保障。
如果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那么就要在战争爆发后立即通过主动决战去将风险变成强加给敌人的损失，以加速敌人的崩溃或者获得体面的和平。对一支风险舰队而言，最坏的局面就是在战略守势中的等待。
赫尔戈兰湾海战后，德皇威廉二世一方面命令舰队不得在未经其允许的情况下出击，另一方面又迫使战列巡洋舰中队和一个战列舰中队始终保持主机不熄火，以随时准备迎击英国捉摸不定来去无踪的偷袭。抛开德国主力舰普遍存在的生活设施简陋、燃料储备小、续航力不足的问题不论，这种疲兵应敌的被动安排，既干扰了核心作战行动的筹划和实施，也极大地增加了舰队的运行、维护成本，加重了舰队官兵的心理压力。从中长期看无异于“等死”。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并不在于消极等待，而只能在于敌我之间的攻守逆转。
地理与战略
从另一个方面看，提比茨对风险舰队在战争中应采取战略攻势的观点，与其对构成马汉海权论的一个关键要素的不同理解有关。尽管提比茨对马汉的海权论推崇有加，但是他很可能已经发现了马汉在论述海权时对一个重要因素的绝对化：地理环境。
人们普遍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所处的地理形势至少与英国相比是极为不利的。改变这种地理劣势不能指望陆地战争的贡献，而只能依靠海军的战略。因为对于一支仅仅满足于破袭战的守势海军而言，地理的限制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对于一支规模略小但主动寻敌作战的攻势海军而言，如果能够迫使敌人哪怕仅仅转入战略守势，那么也就可以通过战场主动权的反转，部分地抵消地理环境对于兵力运用的限制。
实际上，许多人在理解马汉关于地理因素的论述中，都过于集中于陆权大国被迫面对不同大洋的不利地理环境对于舰队实力分割的影响，或者所谓的受制于人的“咽喉点”对制海权的影响。仿佛这些根本无法解决的地理困境不改善，一个国家就无从建设海权一样。其实，对干一个足够强大的国家而言，大洋分割和咽喉点或者“岛链”并不是关键问题。
美国海军的成长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至今的表现，就证明了只要国力足够强，大洋分割与咽喉点对其兵力运用绝不是问题。说穿了，关键依然是国力和军力的对比！
同样，对于一支攻势海军而言，只要能够形成局部优势，那么对约束其的咽喉点或者“岛链”的清除并不十分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太平洋的越岛攻势和一系列两栖作战，已经证明了对于失去了制海权的弱势海军而言，岛链和咽喉点面对强势海军的扫荡，战略价值极低。强势海军甚至完全可以将其孤立起来，使其连“占领价值”都不具备。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理约束也可能通过制约一个国家海权策略的有效性从而影响战略决策本身。假如弱势海军企图通过破袭战而不是正面对抗去挑战强势海权，那么其受到的地理约束就会集中体现，并不断增大其实施破袭战的难度。马汉针对德国发动巡洋作战所面临的地理困境就曾指出：“德国的巡洋舰要想破坏英国的航线，必须要先经过北海的战斗考验，然后再承受补给的困难，而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继续战斗。”因此，在战争中弱势海军如果企图摆脱这种困境，只能通过战略决策由守势向攻势的转向来获得，而不可能在等待中实现。
归根结底，对于打破地理约束而言，关键因素还在于制海权的取得。而制海权的取得，不仅需要国力的支撑、舰队的扩张，更需要的是主动进取的能力和国家意志。
按照提比茨的逻辑，只要公海舰队以战略攻势将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拖入代价高昂的舰队决战，那么英国凭借地理约束打击德国或者自保的能力都将受到极大削弱，这等于削除了英国战略主动权的基础：制海权！那时德国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自由来以有利的条件决定是战是和，或者选择以何种方式继续令英国屈服的战争。
制衡的悲剧
但遗憾的是，提比茨元帅即使在帝国海军内部也不是万能的。这部分是由于德国海军高层独特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
1871年诞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一个建立在容克地主和诸侯军事效忠基础上的“联邦制”帝国。尽管德皇是帝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统辖陆海军事务的帝国军事内阁，在帝国宰相控制的行政官僚体系之外，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但帝国并没有一支统一的陆军，取而代之的是各邦的陆军，如普鲁士王国陆军、巴伐利亚王国陆军等等。帝国倒是有一支海军，但是帝国海军部却更像一个宰相府附设的“帝国海军署”。帝国海军部长既没有单独觑见皇帝奏报海军事务的权利，在陆军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帝国军事内阁中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这种局面在一心乾纲独断的威廉二世登基后不久，被彻底改变了。威廉二世首先建立了独立于帝国军事内阁的帝国海军内阁，其职能主要是负责海军军官的晋升、任命等人事安排事务，同时发布相关条例或训令。
原帝国海军部的大部分行政功能被赋予了帝国海军办公室，其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并管理海军的建设与发展规划，组织后勤补给，同时在帝国国会中代表海军的利益接受质询或提出议案；其首脑是帝国海军办公室国务秘书，直接对帝国宰相负责。提比茨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9年，凭借其崇高的威望和与皇帝本人的亲密友谊使其在帝国海军办公室内部较少受到外界干涉。而提比茨本人也享有直接向皇帝觐见奏事的殊荣。
第三个机构是帝国海军总司令部，其任务主要是负责制定作战计划，战备训练和战时指挥。但是1899年3月14日在企图对海军战争计划和战时组织施加影响力的提比茨的推动下，总司令部被直接对威廉二世负责的帝国海军部总参谋部所取代。
1907年，随着公海舰队在本土舰队基础上的组建，其舰队司令成为了事实上的“第四驾马车”。而波罗的海方向的舰队按照德语对波罗的海的称呼也被称为“东海舰队”。
在1914年8月那些战争决策的最艰难日子里，海军部总参谋长是百病缠身的波尔海军上将，帝国海军内阁首脑是与提比茨不睦的穆勒海军上将，公海舰队司令倒是站在提比茨一边的英格诺尔上将，但是其两位前任时任东海舰队司令的威廉二世之弟海因里希亲王海军元帅和赫尔岑道夫海军上将却坚决反对公海舰队出海挑战。
威廉二世最后在海军内阁首脑穆勒上将、海军总参谋长波尔上将和海因里希亲王等人的支持下，以必须留着公海舰队这个宝贵的祛码与协约国讨价还价同时震慑丹麦、荷兰等国为由，否决了提比茨的建议。坚持公海舰队要等到将双方主力舰比率降到至少2：3再出港作战。
对整个帝国来说，这么做不但意味着提比茨的风险舰队思想错失了一次实践的良机，等于为大英帝国谋取了一次宝贵的喘息之机：就在战争爆发两个月后，英国大舰队的实力出现了剧烈的下降，英德可用主力舰比例下降到了史无前例的22:20，此后这样的机会再未出现，也意味着德意志帝国倾举国之力以20余年之功数十亿金马克打造的风险舰队沦为了一支英国人梦寐以求的存在舰队。
对此，提比茨只能哀叹道：“除非舰队能够光荣而合理地拼死一战，否则到战后国会一个马克也不会再给海军”。两年后，提比茨海军元帅黯然去职——人们像当年咒骂没有从“印度”带回黄金和香料的哥伦布为骗子一样，诅咒提比茨和他那个风险舰队理论既没有阻止战争也没有赢得战争。
4年后，按照存在舰队的方针保存得几乎完好无损的德国公海舰队主力，在英国和美国海军的押送下驶进了英国斯卡帕湾，不久后全体自沉。
克劳塞维茨难题
一般认为，提比茨之所以推崇对英舰队决战的原因，可以追溯到1896年在中国水域指挥德国海军远东舰队的经历。在为帝国强租胶州湾以摆脱寄居香港英国舰队篱下窘境做“准备”的同时，在目睹了德国和英国在中国和东亚激烈的商业竞争之后，提比茨意识到了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强国，德国在没有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超越英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提比茨相信英国完全可能在德国的工业和军事力量还不能完全发展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摧毁德国发展的基础。而唯一能够缩短这个危险期的途径就是发展一种攻击性潜能，从而压缩英国做出不利于德国决策的战略空间与时间。这种攻击性潜能应当直指英国的软肋：对海权的高度依赖。
但追根溯源，不难发现，提比茨的攻势战略思想从本源上来看颇受战略大师克劳塞维茨的影响。1872年建立的德国海军战争学院尽管是世界上最早的海军学院之一，但是帝国海军由于既没有丰富的本土海上战争传统可资借鉴，在大陆军主义的羽翼下又缺乏独立发展的战略空间，因此其核心军事思想主要来自于对普鲁士——德意志近乎过剩的陆地战争经验的“海军化”。与后来借鉴约米尼军事思想的马汉类似，德国海军学院教授斯滕查尔在讲授海军战略时也大量汲取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思想。
斯滕查尔教授坚信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消灭敌人的兵力都是一切军事活动的基础，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通过唯一的手段：战斗！因此，海军全部人员的训练、舰船和武备建造与发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在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地点战斗！故而他始终坚持攻势战略是海军战略核心，必须在一切演习中加以贯彻，一支缺乏攻势精神的舰队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存在价值的。
斯滕查尔教授在战术层面上认为，在关键时刻，舰队指挥官必须以保持兵力集中和部署简洁为最高原则。在海上要想确保击败对手，就必须保持尽可能的数量优势，哪怕是暂时性的局部数量优势也是击败敌人的重要条件。
与马汉相似，斯滕查尔也坚信，舰队主力的会战是战斗发展的必然结果，会战的结果则是在消灭对方海上兵力的基础上，影响海权。
斯滕查尔教授的观点被其最初的学生们基本接受，其中就包括从军不久的提比茨等一大批后来的高级军官和海军战争学院教师。但是斯滕查尔在发展其海权思想时，遇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如果对手不是俄国或者法国，而是英国，那么受困于北海和波罗的海地理约束的德国海军是很难形成对皇家海军的数量优势的。对此，20年后提比茨在其《第九号备忘录》和后来的风险舰队思想中予以了解答：造船！在1900年《舰队法》的阐释中，提比茨明确了他的阶段性目标和原则：“德国海军不可能对一任何敌人都具有优势。因此德国海军的实力只需使最强的海军，要毁灭他都须付出极高的代价，代价之高将损及其世界海军的地位”。
第二个问题来自克劳塞维茨，这位兵圣曾指出：“会战的发生必须是双方的相互同意，只要有一方认为局势不适合战斗，则会战也不会发生”。对此提比茨后来思考得也很清楚，那就是会战应当选在对己方最有利对敌人最不利的时机进行，而不是定在双方都同意的时机。因此，只要条件合适，那么就干脆不管对手是否乐意直接全力进攻“其必救”就行了。
海军玫击性潜能
与德国海军早期这种混杂了大量陆战经验的海军战争思想相映成趣，一个并不奇怪的事实是：尽管近代普鲁士海军的奠基者阿德尔伯特亲王曾经获得过普鲁士海军大将的军衔，但是从帝国建立直到威廉二世登基前，这个国家的海军中枢竟然一直是由陆地上的将军们控制着：
1883年之前的帝国海军部首脑是滕特烈皇太子的密友、俾斯麦的老政敌“步兵上将”和“海军上将”冯?斯托施(年)，他在1872年接掌帝国海军部时的军衔是步兵中将。在他的主导下，德国海军成为了一支近岸防御的“黄水海军”。
年“骑兵上将”列奥?冯?卡普里维(年)领导帝国海军部。这位后来的帝国宰相在领导海军部期间的一句名言是：“问题应该是我们的舰队应该有多小，而不是应该有多大”。在卡普里维时代，帝国获得了第一块重要的殖民地，因此帝国海军也开始转向了发展远洋巡逻的能力以看护这些殖民地及其航线。他离任前，终于意识到了新型装甲舰对海岸防御意义的德国海军，开始建造了8艘3500吨的齐格弗里德级岸防装甲舰，但是“大炮小舰”的设计使其根本无法在波涛汹涌的北海执行远洋作战。
1888年5月5日，在卡普里维重返陆军后，帝国海军部终于迎来了一位海军将领出身的蒙茨海军中将。而战斗力较强的勃兰登堡级战列舰的开工则要等到1890年以后了。
到了1893年，也就是威廉二世继位4年后，德国海军的实力已经急剧下降到了欧洲列强中的末段，其战列舰和舰艇吨位仅仅超过蜗居亚得里亚海的奥匈帝国海军。但此时，德国在海上的潜在敌人却不是意大利，而是法国和俄国。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一支足以保护“祖国海岸”的舰队，就再不是“近岸防御海军”所能担负起的责任。陆上战略纵深有限的德国为了在未来战争中摆脱被动，就必须尽可能加大海洋战略纵深使本土免于战火侵袭。在具体政策层面，也就不能不建设一支能够深入公海作战御敌于大洋之上，而不会被聚歼于家门口的舰队了。按威廉二世的看法，这支舰队在战争期间可以保卫“祖国的海岸”，而在和平时期则可以增强德国在外交上的影响力。
提比茨很清楚，握有海权的国家不但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避免本国出现焦土作战，而且能够将战场选定在其认为合适的区域——主要是在别人的国家进行焦土作战。这不但意味着巨大的机动性优势，更意味着无与伦比的成本优势和宝贵的战略主动权。
正当德国致力于建设一支以前无畏舰为核心的新型舰队的时候，一件令人啼笑皆非却影响深远的事情发生了。1902年，英国皇家海军部“突然发现”德国舰队的巡航距离特别短，甚至缺乏完备的海上住宿设施，舰队驻泊母港期间舰员基本上岸在兵营居住。这个“伟大发现”没有被解读为是德国发展这支舰队的主要目的还没有脱离保卫国家的近海作战，而是马上被解读为“德国舰队是专门设计来对英国作战的”。有意思的是，尽管许多俄国海军、法国海军的战列舰巡航距离同样也不太远，但是英国人却没有做出类似“解读”。
英国人陷入了一个思维怪圈：如果德国战列舰的巡航距离长并且有完整的生活设施，那么其用途就是和英国争夺殖民地；如果德国战列舰的巡航距离短且没有完备的生活设施，那么就是专门用来在“家门口附近”和英国作战的；如果德国建造巡洋舰，那就是为了切断英国的交通线；如果德国集中力量建造战列舰，那就是为了歼灭英国的主力舰队。总之，不管德国设计师如何设计，一旦德国建造新型舰队，那么其作战对象就只有一个：英国！这和今天某些整天宣扬“某某威胁论”或者动辄对别国船厂中的舰艇大呼小叫的国家如出一辙。
在一个列强蜂起建造无畏舰的时代，要想保卫自己的国家，无论是本国的海岸线，还是遥远的殖民地，都必须建造至少能够在公海的恶劣天气和海况中与敌人无畏舰队交战的现代化舰队——问题就这么简单。可遗憾的是，英国人把这个问题复杂化了。
英国式证明
当人们研究德国的海上战略时，往往会抓住第三个功能“发展出一种海军攻击性潜能”不放，来论证德国海军建设的“攻击性”，由此得出威廉二世攫取海权的“非正当性”。德国海军的所谓攻击性潜能，更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在“和平时期通过使对手看到战争的危害而放弃战争”的能力。实际上，最热衷于制造和展示这种“攻击性潜能”的并不是德国，而是不可一世的英国皇家海军。
英国皇家海军这种潜能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阅舰式”。1897年6月，当英国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年举行盛大阅舰式时，英国人故意将处于战舰建造空档期的德国派出的4300吨级的防护巡洋舰“威廉国王”号排在了21艘战列舰组成的英国舰队旁边。这种不恰当的炫耀，明显是在通过展示自己的压倒性优势而使对手认识到发展“攻击性潜能”的必要性。
如果说这次舰队阅舰式还是因为主人过于强大的话，那么英国人经常向德国派出的强大舰队就明显带有“示威”的性质了。1895年，当基尔运河终于开通了后，德国也举行了国际阅舰式庆祝。别的国家派出的都是一些大型巡洋舰级别的战舰来访：俄国派出的是“留里克”号装甲巡洋舰；法国派出的是“迪皮伊?德?洛美”号巡洋舰；美国派出的是“纽约”号巡洋舰；而英国人派出了4艘强大的君主级战列舰前往“捧场”。英国人的战列舰和包括德国海军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的战舰的对比，使得威廉清楚地意识到了英国海权的“威力”和“威慑”——一种震人心魄的“潜在攻击力”。
可见，在威廉二世的那个时代，具备一种“攻击性潜能”是非常有诱惑力的选择。英国人乐此不疲地在向威廉二世证明这种“潜能”的意义。那么，一旦发展出这种“攻击性潜能”，英国人会怎样反应呢？
在大西洋的对岸，年轻的美国海军在“美西战争”的胜利鼓舞下，开始向着“世界第一流的海军强国”迅速迈进。1905年，美国海军已经进人世界前三强的行列。在强大的工业机器的推动下，到了1907年，美国已经建立起了两支强大的战斗舰队：拥有16艘战列舰的大西洋舰队和拥有16艘装甲巡洋舰和巡洋舰的太平洋舰队。1906年，美国海军几乎与皇家海军同时开工建造了具有无畏舰全部特征的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不顾国会的强烈反对，命令大西洋舰队的16艘战列舰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展示美国海军的强大实力。
面对美国海军实力的快速上升，英国人选择的却是沉默。在月，英国与美国签订了《海约翰-庞斯福特条约》，实际上放弃了在北美附近海域坚持了近3个世纪的绝对海权。此后，英国又与日本结盟，等于放弃了在远东的绝对制海权。这一系列举动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英国人的一个思维逻辑：那就是绝对不与强国为敌！
很多人曾经将威廉二世描绘成一个破坏英德关系的恶魔，殊不知威廉二世发展海军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结盟”——获得与英国的“结盟资格”！
结盟的资格
在研究一战前的德国历史时，有人总会援引语焉不详的资料，通过捏造德国三次拒绝了和英国结盟的要约，来证明威廉二世的邪恶本质——也有人把这归结为“君侧”那位留着古怪胡子的“老军棍”提比茨的恶意挑唆。
这些人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在那个时代，企图与英国结盟，或者甚至是让英国保持中立是很困难的。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充当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手”——在历次欧洲战争中，其“骑墙态度”曾经使得每个欧洲国家都倍受其苦。
与英国结盟实际上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从1879年开始，俾斯麦就不断希望建立英德同盟，整整10年，英国人都对此表现消极。1889年，就在离任前，俾斯麦依然曾经主动遣使前往英国拜会索尔兹伯里首相希望确立英德联盟，但是遭到了冷酷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来自俄法两线作战压力的威廉二世，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必须具备强大的“结盟资格”才能迫使英国改变提防德国的态度，甚至放弃英国与俄法的同盟关系，转而同意与德国结盟。这个资格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海军！是让英国人最敏感的海军力量，丧失对德国海军压倒性的“攻击性潜能”！
在这方面，提比茨在马汉“存在舰队”理论基础上提出的“风险舰队”思想就非常符合德国与英国结盟的需要。根据这个理论，提比茨认为如果以英国海峡舰队的实力为参照，建设一支数量大致相当的以战列舰和装甲巡洋舰为主力的舰队，那么就足以在德国本土附近的海域迎战英国舰队。这支德国舰队即使不能击败英国舰队，也足以使得英国承受难以接受的损失——再也无力应付另一个敌对的海军强国发起的挑战，从而丧失在全球范围的海权，也就丧失了整个“帝国”！
实际上，尽管海权无疑是建立在舰队的基础上的，但是舰队和海权却绝不是一回事。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岛国可以没有海权，但是却绝不能没有舰队！因为舰队的丧失不仅意味着海权的毁灭，经济的崩溃，更意味着“陆权”的彻底丧失——这意味着国家将随时可能遭到入侵、甚至被占领。因此，为了保存“舰队”，一个国家甚至是可以“出让”在本土以外的“部分海权”的。丧失“舰队”对于英国是远比丧失“海权”更为致命的，其严重程度绝对甚于“舰队”的丧失之于德国！
从这个角度看，提比茨的“风险舰队”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海军装备建设的范畴而上升到了战略层面：发展舰队是为了结盟，或者至少是让英国这个潜在的强大的对手保持中立。这表明德国的舰队扩张并不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虚荣心，而是为了服务于德国的国家利益以获得更好的安全环境！
存在之殇
那么这个“风险舰队”理论是成功的吗？一位英国舰队指挥官的思想转变，为德国的“风险舰队”思想的正确性提供了完美的注释：
在日德兰海战后，尽管英国战列巡洋舰队的指挥官贝蒂一直对大舰队司令杰里科没有冒险追击德国公海舰队深感遗憾，但是当贝蒂自己在取代杰里科成为大舰队司令后，他却与过去坚持的激进求战思想分道扬镰。面对要求大舰队出海与德国舰队决战的强烈呼声，贝蒂指出：“英国大舰队的战略，不再是不惜任何代价力求与敌舰队会战，而是尽可能使其留在基地，直到形势对我们更为有利。”
作为舰队司令，贝蒂深知海上决战的严重损失将可能导致不列颠帝国整个国防体系的崩溃和国家安全的丧失。这是强势海军面对次强海军所不愿意承担的风险，也是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在总体战中，拥有全球殖民地的岛国与殖民地有限的大陆国家的本质区别。
但遗憾的是，对这个“风险舰队”思想一连串的误读和犹疑，最终导致了整个德国国家战略的破产。
1906年，英国人大规模削减了原来实力最强的地中海舰队，整合了远东的东方舰队，收缩了北美、西非的海军力量，裁减了太平洋诸岛的军事力量。在极大地加强了海峡舰队实力的同时，将分散的3支预备舰队合并为了本土舰队，并使以直布罗陀为基地组建的大西洋舰队可以随时加强地中海舰队或者海峡舰队。由于英国人掌握的相对德国的“内线位置”优势和本土力量的空前加大，导致了德国所需要的风险舰队规模陡然增加。
随着1904年英法协约签订、1907年英俄协约缔结。这导致德国海军为了维持均衡所需要的2:3的德英战列舰的平衡点被打破了，提比茨被迫提出对第二个《舰队法》进行修正，加快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建造。这很快就被患有被害强迫症的“英国部分有识之士”理解为了“德国军国主义分子和军阀”对英国海权的严重挑战。结果，在以丘吉尔和舰队街报业巨头以及军火公司为代表的爱国者们的推动下，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了更加猛烈地推动造舰计划的反应——英德海军竞赛由此进入了互相推进、恶性循环的怪圈而不可收拾。
实际上，德国的失败并不是“海权”的失败，更不是“风险舰队”思想的失败，而正是没有坚定地贯彻“风险舰队”思想的失败。再好的战略都会在实施中面临风险。这就需要有坚实的精神支柱使其实施者能够应付随时出现的挫折。德国海军大部分将领在面对英国皇家海军时对自身实力自卑，由此产生了对风险舰队理论的不信任。这种精神层面的失败最终导致了风险舰队理论的实践失败。
发展一支大舰队没有错，在那个时代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很多人批判威廉二世的海权情结的时候，显然忘记了那是一个盛行将“达尔文主义”运用于国际关系的时代。一个英国人希莱尔?贝洛克的观点甚为代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们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这句话换一个表述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们有强大的舰队，而他们没有！
那是一个大炮的射程决定真理有效距离的时代。
那是一个“你有，我必须有，而且必须全都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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