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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第二帝国海权兴衰启示录 6


锻造海皇波塞冬之戟(中)

        “我们需要一支能使我国免除战争的海军,但是,唯一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海军,就是一支能够进行战争的海军。”

        ——1889年美国海军部年度报告

        1864年的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普鲁士在陆战中取得压倒优势的同时,却由于海军实力弱小,被丹麦舰队封锁了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岸,断绝了海上航线。普鲁士不得不求助于奥地利海军提供保护。于是奥地利派出了后来在1866年的奥地利与意大利的利萨海战中因为撞沉了意大利旗舰而声名大噪的特格霍夫中校,带着几条威力不足的军舰:蒸汽动力护卫舰“施瓦岑贝格”号、“拉德茨基”号和炮艇“海豹”号等组成了一支分舰队,从遥远的亚得里亚海出发,绕过了大半个欧洲来与普鲁士海军汇合攻击丹麦海军。

        此前的1864年3月17日,在贾斯芒德海战中,普鲁士海军已被丹麦舰队击败过一次。而在1864年5月5日的赫尔戈兰海战中,普鲁士海军盼望已久的救星——特格霍夫指挥的奥地利分舰队,在有普鲁士海军炮艇助阵的情况下,依然遭到了丹麦海军的迎头痛击,最后不得不逃进当时仍是英国领地的赫尔戈兰岛的中立水域,才避免了旗舰的沉没。与年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一样,这段来自丹麦人的痛苦经历,始终刺痛着德国人的神经:除了自己的海军以外,指望不上任何人对德国的海岸提供有效保护。

        鉴于两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被丹麦舰队封锁港口和航运的惨痛教训,德国人对海防的紧迫感相当强烈。由于多数德国重要的滨海城市都在波罗的海沿岸一线,因此确保波罗的海沿海地带安全,同时对陆军的行动提供滨海方向的侧翼掩护,一直是德国海军的首要任务。

        故此早在1867年的“北德意志联邦”时代,关于建立一支保卫海岸线的邦联舰队的计划就已经形成。1870年的普法战争打乱了北德联邦海军既定的扩张计划,强大的法国海军一度封锁了德国北海沿岸,并进一步侵入了波罗的海。尽管年轻的北德联邦海军勇敢地派出了几艘巡航舰冲破了法国海军的封锁进入大洋劫掠了几艘法国商船,但是这些战术胜利依然无法改变弱小的德国海军,即使是面对中等敌人的挑战时,也无力保护本土和贸易航线畅通的事实。

        假若不是色当战役迅速注定了拿破仑三世的败局,那么处于压倒优势的法国海军的炮火必然能够给汉堡之类的德国城市带来灭顶之灾。如果这些贸易重镇受到了巨大打击,那么不要说那些因为时势所迫而跟着俾斯麦向法国宣战的北德诸侯们会动摇,即使普鲁士内部也会有人跳起来反对战争。

        因此在帝国成立后的1873年,关于未来海上作战的三个功能便被分派给了简陋的帝国海军:保护在所有洋面上的德国商船;防守祖国海岸;发展出一种海军攻击性潜能。

        “海军新学派”登场

        德意志帝国海军完成前两个任务的压力首先来自于宿敌法国。与陆军不同,作为需要看护仅次于大英帝国的庞大殖民地的法国海军,其作战对手一直锁定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在普法战争后,为了对抗英国海峡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的直接威胁,曾任法国海军部长的蒂奥菲尔?奥贝海军中将发扬光大了一个“自乱阵脚”的超前学说“海军新学派”——提出不再建造传统的战列舰以争夺制海权,而是转而建造更加快速的钢质巡洋舰和鱼雷艇,以挑战英国脆弱的远洋商业航线。

        岁的奥贝进入法国海军学院,毕业后绝大部分时间在海外服役。普法战争期间,奥贝参与了法国比斯开湾与卢瓦尔河一带的海岸防御任务。1879年,奥贝被任命为法属马提尼克岛总督,1886年晋升海军中将。在任海军部长期间,奥贝提出对于像法国这样一个海外殖民地众多的国家,如果想在未来针对英国的战争中取胜,就必须针对那个帝国的海洋贸易和经济活动发动无情的打击。其核心就是使每个法国的海外殖民地都成为破坏英国航运或贸易的据点和基地。

        这样,这些殖民地的军事功能就不再仅仅是被动地防御敌人的打击,而是直接指挥战斗分队执行打击和袭扰任务。只要看看法国遍布全世界的殖民网络,就足以发现:这样的战争网络,在理论上对一个高度依赖海洋的帝国所可能导致的毁灭性打击了。

        奥贝将那些主力舰称为即将灭绝的“乳齿象”:既造价高昂缺乏武装,又行动笨拙、速度缓慢、外形庞大易遭攻击,主张建造专门用于破袭作战的轻巡洋舰和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轻型高速舰艇。他坚决反对在未来的海战中采取守势。按照奥贝的计划,未来法国主要的海外殖民地将根据其位置配属一支或几支以巡洋舰为核心的战斗分队。每支分队的核心是一艘排水量2500吨左右的钢甲巡洋舰,其航速20节以上,续航力达3000海里,装备2座127毫米口径的后膛装填速射炮、2具鱼雷发射管以及若干哈乞开司速射炮。在编队中以巡洋舰为旗舰,巡洋舰同时也负责为小型舰艇提供燃料、弹药补给和人员休整等后勤支援。

        在奥贝的“理想编队”中还编有2艘炮艇及8艘鱼雷艇和杆雷艇。其中,炮艇排水量在400吨左右,在确保航速和续航力较大的前提下,装备1门127毫米后膛炮和若干机关炮,艇员50人。编队中负责对敌舰执行雷击任务的高速鱼雷艇装备2具鱼雷管,无其他火炮武装。而负责掩护巡洋舰和鱼雷艇的杆雷艇,则装备杆雷和一些哈乞开司机关炮。这样一支袭扰舰队的任务就是四处出击,破坏敌人的海洋商贸。

        实际上,在奥贝之前,由于蒸汽机在舰船动力应用方面的日趋成熟,法国海军中的一部分少壮派军官就明确指出:针对敌国的破袭战——主要是针对在殖民地问题上与法国存在着利益冲突的英国的破袭战,已迎来了一个大转折时代。

        此时的英国人要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地依赖海外贸易,因此一旦其海外贸易受到干扰,那么饥荒和失业就将使英国陷入混乱。由于燃料的限制,不再使用风帆的商船将被迫沿着相对固定的航线航行;而使用了蒸汽机推进的巡洋舰具有比普通商船高得多的航速,完全可以自主地选择发动截击或逃逸。

        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破袭战对于一个弱势的大陆海军打败强势的岛国海军的战略奢望,散发出强烈的诱惑。而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弱小的南方邦联的海军对北方联邦的海运和经济形成的压力,充分地证明了如果战术运用得当,少数装备精良的袭击舰是能够取得意义深远的战术成功的。

        早在还没有担任法国海军部长的1882年,刚刚晋升海军少将的奥贝就曾公开发表言论:“鉴于国民财富是战争的肌肉,因此摧毁敌人的国民财富在战争中就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合理合法的。一旦战争爆发,就应利用全部舰队和海上袭击舰对敌战争潜力进行彻底的打击。不管对方是海港、海滨要塞还是不设防的和平城市,一定要无情摧毁,使其变成一片废墟和瓦砾。直到他们屈服并交出赎金为止”。

        狡猾的奥贝清楚地意识到,现行的文明社会的交战规则,不过是强国主导下用来限制弱国实力发挥的“紧箍咒”而已。必要时,连这些强国自己都不会遵循。因此他明确宣称:对商业和和平目标的打击对于赢得一场战争是完全必要的。

        “别人尽可以抗议。我们却把这些新的破坏手段,视为我们坚信不移的进化法则的发展而加以接受,最终的结果将是完全消除战争”。

        对奥贝言论感到震惊的英国政府质询法国政府:这是否代表法国政府的官方观点?法国则以外交辞令宣称这仅仅是奥贝个人的观点,与政府无关。但不久,奥贝即接任法国海军部长,并晋升海军中将。

        欲速则不达

        奥贝主政期间,法国海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建造主力舰,而转向发展各种造型前卫的新式海军武器,如快速巡洋舰、鱼雷艇和潜艇。从年,法国海军一共建造了58艘巡洋舰以及200多艘鱼雷艇和小型高速舰艇。

        然而在经历了几次鱼雷艇翻沉事故后,奥贝及其拥趸们非常沮丧地发现,由于过小的吨位与高海况下适航性之间的矛盾,他们大力鼓吹的鱼雷艇之类的轻型舰艇,除了在波平如镜的罕见海况外,几乎无法进行远海作战。而对这些小吨位鱼雷艇改装所需的昂贵开支和技术,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难以承受和提供的。

        但是,法国海军在潜艇建造方面的探索却取得了耀目的成功:在稍后装备美国海军的“霍兰”型潜艇之外,独树一帜的法国海军1898年建造的采用双壳体结构的“独角鲸”号潜艇,在183米深的水下能够以8节的速度航行,成为了可供实战使用潜艇的典范,其技术水平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海军的试验潜艇。

        受此鼓舞,在法绍达危机中因为长期忽视主力舰建造,导致舰队实力弱小而在英国皇家海军主力舰队面前不堪一击的法国海军少壮派,又强烈要求全力发展潜艇这类新型武器以打击英国的海上霸权。德阿马尔就曾经在其1899年出版的《潜艇与对英战争》中主张法国应完全放弃建造战列舰,而依靠装甲巡洋舰去破坏敌人的商业活动,依靠潜艇去消灭敌人的舰队。

        被奥贝为代表的法国海军军官力推的这个“新学派”,对当时各国海军震动极大。这个理论实际上是给弱势海军通过非对称手段,利用强势海军所暂时不能应付的局部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形成挑战强势海军的能力提供了理论上的捷径。在有什么军舰打什么仗的客观制约下,后来德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利用袭击舰、潜艇破坏英国全球航运的海军战略的鼻祖即源于此。

        实际上不管是从财政经济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技术角度看,海军“新学派”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舰艇设计建造实践中遇到的火力与速度、动力与防护之间的矛盾,也的确反映出了对主力舰和快速巡洋舰取舍的困惑。

        被奥贝念念不忘的假想敌——英国人,几乎与奥贝同时,也开始了对未来主力舰发展方向的思索和尝试。

        英国人的反应

        英国军械巨头阿姆斯特朗公司的老板威廉?乔治?阿姆斯特朗男爵,在1882年民用工程师学会年会的报告中就提出将拥有装甲防护、装备重炮的新式小型快速巡洋舰作为海军造舰未来的发展方向,其理由在于:

        首先,如果要在近距离上经受住当时战列舰自重达到80吨以上的后膛重炮的打击,那么按照当时的装甲防弹性能,装甲的厚度至少要达到600毫米以上。但是由于重量的限制,没有任何一艘战列舰能够在全部重要区域覆盖如此厚的装甲。因此在受到鱼雷攻击或冲角撞击时,仅有部分区域重型装甲防护的战列舰与轻型战舰的水线以下部分的防护力从本质上讲一样脆弱。

        其次,从使用和功效上看,1艘战列舰的经费可以建造3艘巡洋舰;巡洋舰可以通过重炮轰击、鱼雷攻击,甚至冲角战术对付仅在部分区域拥有重型防护的战列舰。这样,战列舰的作用与功能就可以通过大量的小型、快速、有防护甲板,以及装有强大炮备和鱼雷的巡洋舰来替代。虽然二者火力总体上相当,但巡洋舰的航速更快,更机动灵

        活,其数量优势决定了可补充性与可替换性更强。

        第三,从防护能力上看,当时建造的巡洋舰只有覆盖重点部位的甲板装甲,而新式巡洋舰的甲板装甲应涵盖整个舰长,并尽可能向下层布置,最好延伸到水线下。通过横向与纵向的隔壁划分成众多水密舱,形成水线下水密隔舱与甲板装甲及煤舱共同组成的防护体系;由于帆桅索具的取消和载煤量增加,煤舱防护的范围也会由此扩大。于是煤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装甲的防护。这样较轻型的巡洋舰,也能在保持较高航速和续航力的同时拥有接近战列舰的防护能力。

        根据这些认识,英国人在1884年推出了由设计过“蚊炮艇”的乔治?伦道尔设计的近代第一艘防护巡洋舰,为智利海军建造的排水量2977吨的“埃斯美拉达”号巡洋舰,并以此为开端创造了一个著名的巡洋舰系:“阿姆斯特朗型防护巡洋舰”。

        尽管这种新式巡洋舰在当时就表现出了相对于其搭载的大口径火炮存在着排水量不足、续航力低下、没有双层底、干舷过低影响航海性能等一大堆问题,但由于大口径速射炮、新式装甲钢、蒸汽轮机等一系列与新式战列舰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新技术尚处于技术开发的褪视期,因而防护巡洋舰依然备受各国海军,尤其是一些战争需求急切的中等和新兴国家的极大关注。

        在英国人的忽悠下,英国著名的舰船设计师威廉?怀特爵士等人设计的多艘改进型防护巡洋舰:为意大利海军建造的“乔万尼?鲍桑”号、为日本海军建造的“浪速”号与“高千穗”号、为北洋水师建造的致远级等,将这类新式巡洋舰推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英国人与奥贝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在“内外有别”的英国皇家海军看来,新式巡洋舰是作为以主力舰为核心的舰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替代工具来加以发展的。头脑清醒的英国海军部既没有用这类新武器取代主力舰的传统地位并使之成为皇家海军核心的打算,更没有因为看好巡洋舰的前景,而放弃发展新式战列舰及其关键技术。

        实际上,尽管不同时期对航速、防护、火力的战术要求侧重不同,并由此引发了许多对现役战列舰的批评,但是将战列舰作为英国皇家海军的发展核心这个基本点,在一战结束前却始终没有被动摇过。这一点,与今天以核动力大型航母为核心的美国海军如出一辙:天天对外界和潜在竞争对手强调航母的各种问题,甚至一本正经地告诉其他人航母行将过时,但自己却从来没有放松对航母的开发建造并以之为核心不断构筑和加强自身的战斗力。

        在“新学派”思想强势传播的年间,尽管英国皇家海军建造了17艘一等巡洋舰、21艘二等巡洋舰、4艘三等巡洋舰和18艘鱼雷炮舰;但是皇家海军依然建造了包括著名的7艘君权级战列舰和其改进型“胡德”号在内的8艘一等战列舰和2艘百夫长级二等战列舰。1893年出炉的“斯潘塞计划”要求英国在1904年前建造42艘战列舰和45艘装甲巡洋舰,平均每年下水7艘!于是1894年起英国在“声望”号二等战列舰基础上建造了9艘尊严级一等战列舰;年开工了6艘老人星级战列舰、3艘可畏级战列舰;年开工了5艘可畏级战列舰的改进型伦敦级战列舰和6艘新一代的邓肯级战列舰……

        在年间,英国“两强标准”的目标国:排名世界第二的法国海军只开工了7艘战列舰、排名世界第三的俄国海军仅建造了5艘战列舰。而英国皇家海军在这期间运用最新的工业成果和海军经验,总共建造了4个级别的20艘战列舰,其战术技术性能大大领先于法、俄的同时代舰。到1904年,英国已经拥有了53艘一等战列舰和二等战列舰,彻底形成了对法国和俄国海军的压倒性优势。

        隔岸观火

        在欧洲对岸的美国,眼看着南美洲和东亚的几个主要国家为了战争的需要将欧洲船厂中的“现代化舰艇”一扫而空之后,深感受到威胁的美国海军部长本杰明?F?特雷西意识到,美国海军那些由抠抠搜搜的国会批准建造的以打击海盗和武装游行为目的的巡洋舰,根本无法应付战争的需要。

        在1889年的海军部年度报告中,特雷西告诉国会“我们需要一支能使我国免除战争的海军,但是,唯一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海军,就是一支能够进行战争的海军。”面对美洲其他国家装备的铁甲舰,特雷西得出结论:美国的国防只能由那些能够在公海上击败敌舰的舰只来承担。因此“要对付铁甲舰,就必须拥有铁甲舰”。他提出海军需要20艘战列舰和40艘巡洋舰。尽管国会对特雷西的狮子大开口一下子没有转过弯来,但还是同意为美国海军的新海军计划建造3艘万吨级的印地安纳级战列舰。

        一年后,马汉《海权论》的前身——他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学讲演集《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出版。按照朱利安?柯贝特爵士的评价:“这是第一次将海军史建立于哲学的基础之上”。马汉将强大的舰队、繁荣的商业和殖民地作为国家取得财富和繁盛不可或缺之基础的归纳,一下子就使得那些纠结于纳税与造舰开支的人们豁然开朗。

        特雷西的继任者希拉里?赫伯特不失时机地提出海军“应保持如此有效的状态,以便它能够为我国政府认为必须而采取的任何政策添加分量和力量”;海军必须“向身居国外的我国居民提供切实的保护,对我国外交给予有效的支援,并且在一切情况下维护我国的利益”。这就决定了美国海军不可能是一支防御性的海军,而必然是一支以战列舰为主体的决战型海军。

        于是,美国开始大规模建造战列舰:1893年开工建造了“衣阿华”号战列舰;年开工建造了2艘奇尔沙治级战列舰和3艘伊利诺伊级战列舰;年开工建造了3艘缅因级战列舰;年开工建造了5艘弗吉尼亚级战列舰;年开工建造了2艘康涅狄格级战列舰和4艘佛蒙特级战列舰。到1901年美国海军已经拥有了9艘战列舰,而到了1908年这个数字上升为了23艘!

        聪明反被聪明误

        法国海军在1880年代初建造了“奥什”号万吨级战列舰后,一直拖到1889年才开始心不在焉地开工建造了勉强称得上是现代化的排水量吨装备3门340毫米主炮的“布伦努斯”号战列舰。此后直到1899年德?拉内桑就任海军部长前,法国海军以与国力极不相称的蜗牛速度建造了一系列无论是性能还是外观都相当“另类”的战列舰,其排水量都没有超过吨。相形之下,英国皇家海军建造的君权级战列舰的排水量已经达到了吨。于是,在奥贝的“新学派”的影响下,仅仅用了10年的时间,法国海军就从世界第二的位置无可救药地滑落到并坐实了一支二流海军的位置。

        1899年,德?拉内桑就任法国海军部长后,开始强力清除“新学派”的影响。他指出:在海上保持威力尽可能强大的火炮尤为重要,而只有在宽阔稳定的平台上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船身平台加上必要的装甲和速度,其结果只能是战列舰。法国海军部终于意识到海军力量的对比,终究是以大型战列舰来计算的;巡洋舰、鱼雷艇和潜艇始终是战列舰的辅助舰艇,不可能代替战列舰。于是,法国海军仓促启动了一个建造6艘战列舰和5艘装甲巡洋舰的7年计划。此举意味着法国海军终于回归了“正统”。

        公允地讲,奥贝看到了通过摧毁敌人的航运进而摧毁敌人的战争潜力来赢得战争的可能。在理想条件下,这就提供了一条在传统的舰队决战之外战胜敌人的途径。只不过,这个敌人不是敌人的舰队,而是敌人的整个经济和整个国家。

        形象地讲,奥贝看到了工业革命时代的海上战争的较量不仅是舰队的较量,而且更是国家意志和实力的较量。此时,只要抽掉敌国的那根“釜底之薪”,那么敌人的舰队也就失去了作用。

        奥贝的理论显然超越了战术和战役理论的层次,而进入到了“总体战”的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奥贝明显忽略了几个问题:

        第一,如果敌人的主力舰队在轻型舰艇的护卫下找上门来决战该如何面对?奥贝理论最重要的实证支撑是年俄土战争的海战中,俄国鱼雷艇对土耳其军舰的战果。但是奥贝明显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奥斯曼土耳其舰队致命的问题就在于大舰在没有轻型舰艇屏护的情形下,直接面对了俄罗斯鱼雷艇和杆雷艇的冲击。轻型舰只的攻击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有效地面对一支同样装备了大量轻型舰艇的完整的大舰队的攻击,即使是在近岸防御中也是不可能的。

        第二,轻型舰只的远洋持续作战能力极其有限。而奥贝主张的远洋破交战使得攻击方的袭击舰必须深入大洋航线。即使到了今天,除了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鱼雷艇之类的轻型舰艇除了用作近岸防御是没有意义的,根本不可能突破作战能力完备的敌人依靠以大型舰艇为核心的舰队实施的远程封锁。在缺乏海外基地的情况下,钢质巡洋舰的续航力必须大大提高。而续航力的提高又必然导致火力、防护、速度这几个关键性因素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受到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面临敌人的追捕,则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能逃之夭夭。而敌人一旦组织护航船队,再伴以战列舰队的远程警戒,那么破袭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第三,奥贝理论的假设是:对手不建造轻型舰艇对付轻型舰只的威胁。换句话说就是,对手永远也不会掌握这个“技术优势”。这也就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如果对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该若何?事实上,海军理论一旦提出,就不可能成为一国海军独享的专利。轻型舰艇在对抗轻型舰艇时,主要靠战术素养。在战术用正确的情况下,如果技术差别不大,那么强势海军一旦开始大规模建造轻型舰只投入到对等对抗中,那么这个理论的有效性就会迅速失去。而事实证明英国皇家海军也确实这样做了。

        奥贝这种纸上谈兵的理论用“理性化的外衣”掩盖了其庸俗的实质:将复杂的系统对抗,当成了田忌赛马式的与白痴的博弈,全然不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对抗措施。

        奥贝及其新学派的鼓吹者们完全不理解大国间的现代战争已经是一种将动用整个综合国力和武装力量的系统性对抗,而醉心于仅仅依靠一两件独门优势兵器或者武林秘岌就足以发动对优势之敌的袭击。这种思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热衷于将“蚊子吃大象”的个案当成具有普遍性的真理,从而对依靠完全不顾规则的战争解决,产生偏执狂式的路线依赖。

        更麻烦的问题还在于,奥贝的祖国是法国!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换句话说,法国自己也是高度依赖远洋航线的,那么一旦本土舰队被强势海军封锁,而航线又被敌人派出的轻型舰队切断又该如何?事实上,法国对于这种破交战略的对抗能力很有限,而以殖民地为支撑点的轻型舰队面对敌人优势兵力打击时的防御能力也极其薄弱。一战期间,德国远东舰队精锐的装甲巡洋舰和轻巡洋舰在斯佩中将的率领下不得不逃离青岛,并最终全军覆没的悲剧就证明了这点。

        奥贝的理论许诺了美好的前景,片面夸大了轻型舰只的作用,忽略了包括无线电等通信和观瞄设备的进步,对轻型舰只破交可能造成的致命影响。其内在要求则是一个国家海军的畸形化和轻型化。在那个时代,这无疑等于通过阉割了一支均衡海军的决战能力从而剥夺了其争夺海权的存在价值。此举对其潜在敌人当然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足以使其能够以小得多的代价获取压倒性的战略主动权。

        更为致命的是,奥贝提出这个理论的时代,法国的政局动荡。在年间,法国更换了30位海军部长。作为一种普法战争后国防开支萎缩背景下提出的战略,新学派在1890年后的法国国防开支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下,其支持度开始下降。

        在法国围绕支持和反对新学派的争论从海军总参谋部蔓延到国会辩论和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同时,无休止的辩论和朝令夕改使得海军建设受到了“挥刀自宫”式的毁灭性打击。到了1900年前后,法国海军已经事实上放弃了“新学派”思想而又回到了传统的舰队决战老路,只不过此时在列强海军排行榜上,她已经失去了亚军的座位。

        无心之柳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奥贝的“新学派”对德国海军此后半个世纪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或者说“致命的干扰”!德国海军内部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关于未来发展方向是以主力舰为核心的大舰队决战,还是以巡洋舰或潜艇为核心的破交作战的争论。甚至于威廉二世早期也曾经极度热衷于建造用于破交作战的巡洋舰。幸而深具战略眼光的提比茨及时地告诉了他的皇帝,海权的取得只能依靠主力舰的对决。

        日德兰海战后,面对提比茨一手打造的“风险舰队”,遭受了惨痛战术失利的英国皇家海军一面拼命掩盖自己所遭受的严重损失,一面竭力误导德国和其他潜在海军对手放弃主力对决,转而发展破交作战能力,而其自己却坚持保有一支强大的主力舰舰队,以维持海上的战略主动权。这种极度夸大个别兵器和破交作战的战略误导,成为了魏玛德国和纳粹德国时代,德国海军内部盛行的巡洋作战和潜艇战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规定:德国海军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拥有相当于英国海军100%的潜艇吨位的条款,看似是英国绥靖主义纵容德国的表现,实际上正是在德国国力迅速复苏大势已成的情况下,英国自觉无力迎接来自德国的新一轮主力舰竞赛挑战,基于一战的经验和声呐技术的发展而故意为德国海军设下的一个“死门”。属于为了减轻战略压力,确保战略主动权的“四两拨千斤之策”。而丘吉尔始终挂在嘴上的对德国潜艇战的忧虑,不过是使当世及以后的对手们继续深陷这种战略误导陷阱不能自拔的伎俩而已。

        实际上,没有主力舰队的翼护,依靠轻型舰艇或潜艇进行长时间的持续破交或者保交作战都是不可能的。那些至今依然对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战所取得的骄人战绩念念不忘的人们,至少回避了4个关键问题:

        第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拥有385艘潜艇的德国潜艇部队至少击沉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约6000艘,其中战斗舰艇150艘以上,运输船5906艘,注册总吨位约1300万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至少击沉盟军商船与战斗舰只2882艘,总吨位超过1440万吨。但如此大的打击也仅使对手损失了5%-10%的海运量,未能在经济上使对手崩溃,并且终究还是失去了战争。这说明潜艇战仅是决定战争走向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

        第二,德国的潜艇部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面对尚不成熟的护航体制和反潜打击,至少被击沉潜艇178艘,官兵阵亡约5000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全部1188艘潜艇中损失了超过800艘潜艇,其中至少有781艘被盟军击沉,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官兵阵亡约人,阵亡率超过了60%,高居所有参战部队阵亡率之冠。这说明在没有其他军兵种有效协同的条件下,潜艇这类非常规装备哪怕是采取狼群战术,在高强度战场中的生存力也是严重不足的。

        第三,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海外袭击舰,除了极个别的漏网之鱼外,绝大多数都没有逃脱对手的追捕和歼灭,其全部战果与战争中敌方成功完成的海运量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说明,在一场长时间的战争中,即使是较少依赖海运航线的一方,凭借相对轻型的袭击舰队采用游击战术,也很难对拥有重型舰队的一方取得战术主动权。

        最后,作为一个反例,一直奉行主力舰队决战思想的日本海军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美国海军形成了沉重的压力,而且还一度横扫了从太平洋到印度的英国皇家海军。这说明了一支均衡的海军,哪怕是相对弱势的,也能够对一支强大的海军构成强大的压力并使其在决战中蒙受巨大的损失。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鱼雷、潜艇甚至飞机等新技术装备的出现对原有的海军装备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海战的格局,但是这类装备的效能发挥依然必须仰赖于整个海军系统的支撑。否则仅仅依靠一两件先进武器是不可能确保总体实力落后的一方赢得最终胜利的。这一点在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的阿根廷一方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正如当年的日本海军不是仅仅依靠鱼雷艇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一样,英国皇家海军既没有因为德国猖撅的潜艇战和神出鬼没的袭击舰而失败,也没有因为阿根廷的飞鱼式反舰导弹而输掉马岛之战。由此可见,正面对抗能力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是必须的。奥贝之流的思想主张看似先进,实际上必然会导致误入战略歧途,其在大战中的结局也必然是悲剧性的。从长远看,一个大国海军即使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也是不经济的。

        大国如果采取这种取巧的发展战略,对于掌握强势海军的对手所能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只能是辅助性的。在正常情况下,不但远远达不到足以令对手崩溃的压力临界点,甚至也不可能如一支更加均衡的力量那样,令对手出于对付出更多代价的担忧而谨慎行事。

        二战之后,有人强调核武器这种终极武器的出现已经使得包括舰队在内的常规对抗能力因为过时而不再需要。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为什么美国在拥有一支强大的核力量的同时,还要保有一支庞大而代价高昂的海军?

        原因很简单:核武器因为威力太大,而在争端中难以使用,甚至连威胁使用也是困难的。这实际上就使得仅仅拥有核威慑的一方在国际关系的博弈中相对手段齐全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你不能为了任何争端而不加区分地以使用核威胁来解决问题,尤其是在低烈度的冲突对抗中。一个有核国家即使在面临战术性失败的情况下,也会由于担心遭到核报复而难以定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决心。

        这不但会使优势方在控制战争升级方面有更多主动性,而且会因成本低而收效高,更容易在面对缺乏正面对抗手段的对手时,倾向于将自己拥有完全优势的低烈度战争、非接触性战争作为解决手段。甚至于一个即使没有核武器也没有完整的防御系统的小国,也能够采用低烈度的冲突和其它非接触的手段,令一个仅有核武器而没有完整对抗手段的大国挫败,而不必担心这个大国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

        因此,在海军发展上,跟踪先发大国战略尽管显不出多高明,但对一个后起的大国海军而言,至少在发展前期,却是完全必要的。尤其是对于一个企图争取和平发展机会以平等地位参与世界秩序的大国来说,以跟踪战略为基础,谋求完整的对抗手段体系,是防止大国间冲突,和预防某些不负责任政权通过故意恶化大国间的关系和制造区域紧张态势从而达到借刀杀人的“搭便车”行为的必须途径。

        俄罗斯的压力

        奥贝的新理论使得日益衰落的法国海军很难形成对德国海军的严重挑战。尤其是在帝国海军首脑卡普里维上将,提出修建穿越荷尔斯泰因的运河计划后。1895年基尔运河贯通,德国主力舰艇可以快速集结于北海或波罗的海,法国海军对德国海岸的压力被有效地减轻了。

        对德国来说,在英国不参战的情况下,德国沿波罗的海海岸线最大的安全威肋、来自于俄国。这个国家尽管大量订购了法国军火,却很少受到时髦的海军新学派的影响。热衷于采用新锐技术的俄国海军走的却是一条稳健的均衡舰队发展道路。如果不是因为其内部的低效率、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那么俄国海军对德国海岸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全球部署的英国皇家海军。

        根据俄国1882年制定的海军规划,俄国在此后的20年间要制造20艘战列舰和10艘巡洋舰——后来巡洋舰的数量增加到了24艘。在年动工的9艘战列舰中,吨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级战列舰配属黑海舰队,而其余5艘战列舰则配属波罗的海舰队。

        这些配属波罗的海的小型战列舰在巡洋舰和大量轻型舰艇的拱卫下,对同期德国海军7600吨级的萨克森级岸防战列舰和以“艾琳”号、“威廉国王”号等钢质巡洋舰为主构成的舰队,构成了严重威胁。从技术上看,即使是4艘在1890年后动工的勃兰登堡级战列舰也难以面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挑战。

        在没有获得旅顺港之前的1897年呈交沙皇的海军7年发展计划中,为了应付未来远东的威胁,俄国海军提出需要建造4艘新型战列舰。在取得旅顺港后的1898年3月22日沙皇的批复中则指令1905年之前要额外再建造2艘战列舰、16艘巡洋舰、30艘驱逐舰。事实上,俄国虽然不是现代化的强国,但是其海量的经济规模和资源总量使得其任何邻国都会感到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执行这一庞大计划的结果,是使整个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的俄国造船厂都装满了各类正在建造的军舰舰体。同期,法国和美国还各向俄国出口了1艘战列舰。

        根据俄国海军1911年提出的雄心勃勃的《海军法》草案:到1933年,俄国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将由2个作战中队和1个预备中队组成,总共包含24艘无畏舰,12艘战列巡洋舰,24艘轻巡洋舰,108艘驱逐舰以及36艘潜艇!

        由此可见,一旦俄国完成了在波罗的海方向的舰队重建,那么德国海军的数量和质量将不足以保证维护其海岸的安全。这个纸面上的豪华舰队阵容一旦变成现实,不要说德国,就是英国在大舰队没有倾巢出动前也难以有效抗衡。更不要说,如果法国,甚至是英国站在俄国一方介入战争后,那么将对德国的波罗的海方向造成怎样的压力。

        很多人都抱怨是威廉二世和提比茨在1897年的合作改变了德国的命运。他们并没有看到,在俾斯麦时代,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战略已不再可能有效地保卫“祖国的海岸”。由于不再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无力提供必要的安全,原来的建军路线被抛弃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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