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第二帝国海权兴衰启示录 5
锻造海皇波塞冬之戟(上)德国为什么需要一支强大的舰队
“不管各国海军的历史起源的实际情况如何，人们日益清楚，海军的职能具有独特的军事性质和国际性质。”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许多人认为正是追求建立一个足以挑战大英帝国的海权，导致了德国走上了与英国为敌的道路。这部分人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为什么需要海权？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狂热的读者在看完了马汉那本著作之后的心血来潮。
很明显，威廉二世对海权的追求当然不能仅仅用殖民地问题来解释。世界政策固然在威廉二世的对外政策中居于重要地位，但这并不会导致他把所谓的世界政策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威廉二世对海权的需求，最初主要来自于当时德国特殊的国家安全形势的需要。
仇恨播种机
托俾斯麦的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的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实际上要比通常教科书上描写的严峻复杂得多。导致威廉二世成为海权倡导者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安全角度出发最主要的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预防战争的需要；德国对于有限海权的追求；存在舰队与风险舰队理论的诱惑；来自英国对德国扩张海军刺激的不适当反应。
首先，追求海权并非是为了满足威廉二世个人的虚荣心，其重要动力来自于德国的安全需要—通过必要的手段去预防一场战争。
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并不是空穴来风。尽管俾斯麦侯爵一直试图将法国人的“复仇主义”从德国身上引开，最好引导到英国的身上，但是结果却并不成功。希望别人在割地赔款的情况下又不记仇是不可能的。法国人在普法战争结束后，一刻也没有真正忘记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屈辱——法国作家都德那篇著名小说《最后一课》就是法国世代相传的对德复仇主义的典型代表，其情节绝大部分属于浪漫主义的想象，因为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大部分人都讲的是德语而不是法语！这本小说的真正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通过捏造“悲情”迎合了几乎每一个法国人的民族复仇心理。
在获取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后，德国的安全形势由于法国国力的复苏和其国内诸如布朗热主义之流此起彼伏的对德复仇主义而严重恶化。这个问题成为了法德矛盾解不开的死结。而英国也非常乐于看到欧洲大陆的两个强国因此而世代成仇——这无疑是非常符合英国利益的，也是英国政府不顾格莱斯顿等相对天真的政治家的坚决反对，私下教唆、纵容、鼓励德国并吞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基本原因。
实际上，这种专门无中生有通过国土问题在别的国家间制造事端的做法，也是英国保持霸权，维持“均势”的一贯伎俩：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问题上是这样，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是这样，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问题上是这样，在伊拉克和科威特问题上是这样，在伊朗和伊拉克边境问题上是这样，在苏丹问题上是这样，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还是这样。在这架孜孜不倦的“仇恨播种机”看来，如果不能让你们之间相互仇恨，那么我的利益也就无法保证了——别人的团结或者和平，自然就意味着自己的地狱。这和今天的某个国家专门利用其在二战后的占领优势，不顾国际公法和自己签署的条约宣言，将强占的别国岛屿领土“转让”给另一个国家，从而专门以“国土”这个敏感的话题在这些国家间制造世代相传的仇恨是一回事。
而对法兰西复仇主义狂潮坐卧不安的历任德国皇帝和宰相们所有要求法国确认法、德边界不可改变的企图，也明确地在各种场合被法国所拒绝。即使在英法矛盾因为埃及问题以及后来的法绍达危机达到剑拔弩张的战争临界点时，在法国政府主动向德国寻求外交和军事支持的情形下，只要德国政府一旦提出要求法国政府承诺欧洲国家间的边界——当然主要是法德间的边界不再改变，法国政府就会断然拒绝；甚至甘愿在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等一揽子问题上忍受向英国屈服的屈辱也在所不惜。
这一点在长期主导法国外交和殖民事务、坚决反对和平解决法德矛盾的政治家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公是比相对激进的布朗热更加老谋深算的铁杆对德复仇主义者。在此人的不懈努力下，法国以对德复仇为核心国策，先后建立了法俄同盟、英法协约。尽管后来德国终于像当年搞垮布朗热一样，在1906年利用“摩洛哥危机”把这位在威廉二世眼中“对德国最危险的法国人”搞下了台，但是此公却在蛰伏了一段时间后，于1909年再次复出执掌法国的海军建设。
此后，德尔卡塞继续马不停蹄地推动英法军事合作，甚至背着国会和内阁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与英国签订了英法海军合作的秘密协定，导致英国得以将皇家海军的主力从地中海撤回本土集中对付来自北海方向的德国威胁——这不单使得提比茨所希望的德国舰队仅仅需要对实力分散的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形成“风险”的局部优势假设化为泡影，导致德国被迫在事实上与英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全面海军竞赛，从而全面恶化英德关系；而且更间接导致了英国恃仗海军优势在1914年做出了主动参与战争的最终决策。
可以说，正是德尔卡塞利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一手促成的对德包围态势，最终导致了这个1871年以法国凡尔赛宫为起点的强大帝国在1919年在凡尔赛宫的土崩瓦解。这是德尔卡塞的胜利，也是那架兢兢业业的“仇恨播种机”的杰作。
卧榻之侧
俾斯麦终生为之奋斗的编织“防法同盟”的艰难事业，除了给法国人带来了外交上的紧迫感以外，并没有真正构成严重的对法军事压力。恰恰相反，法国总参谋部基本上是在一刻不停地编制对德作战计划。
从1875年开始，法国就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并且在稳步扩军的同时通过缩短服役期以增加后备军队规模，其主要目标明显是针对德国。1890年，法国开始了舰队重建的十年计划。1891年，法、俄结盟，法国开始成为沙俄海军的重要供应商。而在俾斯麦使得德、俄关系疏远后，特别是在讨论“巴尔干问题”的柏林会议上德国使俄国蒙受耻辱后，俄军总参谋部也开始了制定对德作战计划的漫长作业。这两个作战计划在几经修改后，最后形成了法国进攻德国的十七号计划和俄国进攻德国的十九号计划。
俄国人的十九号计划的前身是“G计划”。根据“G计划”，俄国将在德国进攻时执行库图佐夫式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随后俄国在完成动员后将开始反攻，最后从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两路攻入德国本土。但是法国人在了解“G计划”后，认为俄国人过于保守，因此要求俄国在战争开始阶段就执行进攻战略。这导致了第十九号计划在1910年的出炉。根据该计划，一旦德军主力用于进攻法国，那么俄国将在战争爆发时，以两个军的兵力主动进攻德国，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分两路入侵。
而法国人的十七号计划则在普法战争后就开始了准备，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无数次修订，最终于1913年正式被法国总参谋部所采纳。根据该计划，法军将主动以4个军的兵力分南北两路进攻德国。南路主攻目标是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北路则在卢森堡或者阿登地区迎战德国主力。法国制定该计划的基本假设有两个：一个假设是法国士兵的素质、战争意志和进取心高于德军；另一个假设是德国不会侵犯比利时的中立从而迁回到法军的背后。当然这两点，到后来都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正因为对于当时的德国国家安全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了解，所以在包括老毛奇在内的德军总参谋部历任总参谋长及其幕僚和政府内部的诸多“有识之士”中，一直有着对法国及其盟友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的倡议。按照这些主战人士的想法，这场战争要足够对敌人造成严重打击，使其至少暂时放弃在短时间内对德作战的主观积极性和客观可能性；同时又不是一场全面的战争——德国只以有限的代价，就将获得安全形势的根本改变。
一语成谶
当然在今天看来，率先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的言论，无论从政治上看还是从军事上看都纯属一厢情愿。
一方面，1870年，英国和俄国之所以会坐视俾斯麦赢得普法战争的胜利并获取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初衷并不在于希望德国统一或强大，而是希望德国成为制衡法国的力量，从而使中欧和西欧地区在不共戴天的世代仇恨中保持“均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在1890年还会漠视德国由于彻底击败法国或者俄国而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柏林秩序的统治者”。
另一方面，现代动员体制和铁路系统、新闻传媒的发展和对海外市场以及原料供应的依赖，已经使得披上了“民族主义”外衣的大国间的战争将成为规模难以控制的旷日持久的“总体”。战争往往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环环相扣但又相对独立的战役，才能决出最终的胜负。即使拥有压倒性优势的一方，也很难指望在面对一个意志坚定的劣势对手时，毕其功于一役。那种通过一场堂堂列阵、鼓噪而进的决定性会战就各自收兵回家的古典战争已经一去不返了。
在19世纪末，即使是最蹩脚的战略家也已经意识到了工业大国间的战争已经发展到了总体战的程度。不光像波兰业余战略家、铁路大亨让?戈特利布?布洛克在他1898年出版的大部头《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中指出的：“下一次战争中每一个人都将进入壕沟”，就连亲身击败过法兰西第三帝国的老毛奇都曾经警告过参谋部里和国会里的那帮战争贩子们：“下一次欧洲战争将持续30年的时间”。寄希望于通过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而改变战略环境无异于痴人说梦。
国家间的战争一旦扯上民族色彩，就不再是能被帝王将相们随心所欲、收放自如的股掌玩物了。尤其是在关系到国家荣辱的民族战争中，举国的总动员是不可避免的。这点在“拥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体现得尤其比“限制言论自由的****君主国”更为强烈——人们只需要回忆一下俾斯麦是怎么在1870年通过“编辑”电报稿里的单词把“从长计议”改成了“没什么可说的”，从而让整个法国陷入战争狂热的残酷现实就会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实际上发动战争并不难，难的是控制战争的升级。
实际上，这种疯狂的“预防性战争”的根子还是在俾斯麦那里。自这位宰相1862年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之后，年间轻易取得的三场王朝战争的胜利，已经使得帝国上下都对“铁和血”产生了严重的路线依赖。那些俾斯麦的门徒们和出于政治原因反对俾斯麦的人们在一个问题上都是统一的，那就是“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议论和多数人投票能够解决的，有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通过一场斗争来解决，一场铁与血的斗争。”区别仅仅是“有时候”还是“所有时候”的问题。
以微不足道的代价令别人血流成河的诸多“轻易获胜”的历史记录，使得某些国家将发动战争当作了处理危机的条件反射。直到今天，我们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依然经常看到个别“文明国家”这种热衷于通过投掷自己的铁、流别人的血的暴力特质。因此很难说这种暴力特质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国际政策领域，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与英国人的炮舰外交从本质上看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只不过在文明的英国人看来，英国人的“军国主义是属于上帝的，而德国人的军国主义则属于魔鬼”。
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袖，威廉二世毕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不可能认识不到通过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来预防战争的思想，无异于引火烧身。这里牵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发动战争？在现代国家体系下，发动战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获得比战前更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如果得不到更好的和平，那么战争就不应被发动。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强国，既受困于来自于法国的复仇幽灵，又面对着在扩张殖民地的过程中与其他国家间的利害冲突，那么怎么样以“最好的代价”来预防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呢？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抢先发动一场可能引发严重后果的“预防性战争”以外，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的确有！
答案来自不列颠和提比茨。
非战的胜算
就在威廉二世继位前后，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英国，通过俄土战争、法绍达危机、克鲁格电报事件，针对海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问题给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答案：
第一个答案来自1878年的俄土战争。
在1878年俄土战争的后期，为了防止俄国通过逼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放弃巴尔干和黑海的权益而在地中海地区做大，时刻不忘黎塞留式外交哲学的英国立刻扯上奥匈帝国，继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再次力挺了信奉******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威胁要对信奉同一个耶和华的俄国进行“干预”。当时奥匈帝国海军和英国地中海舰队开始向土耳其和巴尔干沿海集结。此时，出于联奥考虑的俾斯麦要求威廉一世断然拒绝了沙皇提出的对俄国给予支持来作为俄国1848年干涉普鲁士革命的回报的请求。
无奈之下，已经精疲力竭的俄国深恐重蹈1856年由于英法干涉克里米亚战争而失败的覆辙，被迫在俾斯麦倡议的柏林会议上签署《柏林条约》做出重大让步：放弃了通过《圣斯特凡诺条约》获得的许多利益，失去了梦寐以求的进入地中海的通道控制权。英奥凭借海军和陆上实力达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意图。
第二个答案来自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
1898年，企图打通整个非洲大陆东西向通道，从而建立从塞内加尔到索马里的“2S非洲”创建“新法兰西”的法国人，派遣了一支武装“探险队”进入了尼罗河流域苏丹境内的法绍达村，并升起了法国国旗。不久后，同样准备再次占领苏丹，打通非洲大陆南北向通道，从而建立从开罗到开普敦的“2C非洲”创建“新不列颠”的英国武装“探险队”，在基钦纳将军的率领下也到达了法绍达村。英军要求法军撤离，但法军坚持“有效占领”拒不撤退。于是导致英军和法军开始武装对峙。
消息传回欧洲后，英国政府拒绝国际调停和仲裁，立刻准备诉诸“铁和血”来解决问题。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开始集结在法国外海，准备与法国开战——人们经常忽略的一点是：“爱好和平的英国人”是随时准备打架——这一点和今天动不动就投掷“战斧”的“某个国家”极其类似。考虑到在未来的战争中毫无胜算可言，法国政府被迫放弃了“2S非洲”计划，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同意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
这直接导致了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苏丹绵延不绝的战火以及在2011年这个非洲最大国家的分裂。不管今天西方怎样抵赖，造成苏丹一个多世纪的国家悲剧，包括他们所谓的达尔富尔问题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那两个满嘴人道、自由、博爱、平等的“最文明国家的代表”。
克鲁格电报
对威廉二世和德国各界角逐海权的决心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因素，来自1896年的克鲁格电报事件和在据说是由其引起的第二次布尔战争中发生的“西提斯”号轻巡洋舰事件。
1896年元旦前夕，当时在南部非洲的布尔人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克鲁格，成功地击败了英国人詹姆森博士在南非矿业巨头罗德斯的“支持”下，率领500名矿业公司警察“擅自”发动的远征袭击。此事导致英国索尔兹伯里首相政府陷入被动。
1896年1月3日，对主要是荷兰裔的布尔人持同情态度的威廉二世“冒失地”向克鲁格总统发出了贺电，祝贺克鲁格总统及其人民在没有友邦支持下独自战胜入侵者的胜利。此事披露后，大丢脸面的英国各界倍感“愤慨”。而恼羞成怒的英国政府也终于找到了转移公众矛盾的挡箭牌。
于是乎，是不是违背了英国天天挂在嘴边上的《国际法》去侵略了一个主权国家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到了一个敢于在英国欺辱别人时说真话的“恶棍”。在德国将派遣志愿人员帮助布尔人对英国作战的“臆测”下，英国迅速向北海派遣了一支舰队以向德国示威，同时向南部和东部非洲派遣了舰队以防“德国志愿者”登陆。此后该事件以詹姆森被放回英国并由英国法庭以令人啼笑皆非的“企图对友邦进行军事远征”的罪名判了15个月监禁，随后保外就医而不了了之。
据主流历史学家考证，由于克鲁格电报的影响，英国决定发动第二次布尔战争，彻底解决掉那几个“友邦”。在这场战争中，被布尔人打得晕头转向的英国人对同为白种人的布尔人和平居民，不管是否有亲属参与了战争一律采取了玉石俱焚的“三光政策”。随后，为了彻底消灭布尔人的反抗，英国人从1900年9月开始创设了“集中营”，先后将13.6万名布尔妇女、儿童和老人及其8万名黑人奴仆投入其中。
仁慈的英国人规定对任何企图逃跑的布尔人一律射杀，对老实呆在集中营里的布尔人每天提供不超过一磅的各类食品(也就是不到一市斤)。在整个布尔战争期间，据英国人自己统计，死在集中营里的布尔人共有人，其中包括名儿童，4177名妇女和1676名老人。奥兰治地区集中营的死亡率在月曾经高达40%！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这两个“友邦”全部44万布尔人中，1/7死在了集中营里或被作为战俘和潜在的同情布尔人游击队的危险分子被流放到了印度、百慕大、锡兰、圣赫勒拿岛等没有什么危害的地区。
在这场激起了欧洲公愤的恃强凌弱的战争中，英国皇家海军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皇家海军游弋在欧洲附近水域的强大舰队，确保了英国能够在31个月的战争中，将几乎全部陆军和来自各个殖民地的近20万军队在内的44.8万军队投入到对付这两个白人总人口约44万的布尔人国家的战争中，而不必担心英国本土或者其他殖民地受到其他列强的袭击。
另一方面，英国皇家海军不但动用了1072艘舰船，向南非运送了38万人的部队、45万匹骡马、134万吨军事装备，而且其派出的拦截舰队还有效地拦截并扣留了多个国家被怀疑向南非运送“违禁品”和支持布尔人的志愿者的商船。1900年l月，英国皇家海军“西提斯”号轻巡洋舰()在当时被称为德拉瓜湾的莫桑比克马普托湾临检并扣押了“将军”号、“赫尔佐格”号等3艘德国邮轮，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检查。其中在被怀疑偷运给布尔人的补给品的“赫尔佐格”号邮轮上，尽管什么也没发现，但是包括葡萄牙总督在内的全体船员和乘客依然被从1月6日扣押到了1月22日才被释放。
这一典型的霸权事件，直接导致了德国国内反英情绪的大爆发，普法战争以来建立的民族自豪感深受刺激。而做无可奈何状的帝国海军国务秘书提比茨海军中将，则巧妙地因势利导推动义愤填膺的国会，在没有进行大的修改下就于1900年6月20日以210票赞成和103票反对，通过了主力舰规模达到1898年《舰队法》规定的规模两倍的1900年《舰队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曾经同样饱受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欺辱侵略的国家，大部分关于“克鲁格电报”事件的评论，竟然跟当年英国人攻击偶尔说了一次公道话的德皇威廉二世的言论如出一辙。——英国人这样说当然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荣光，那么其他人这么说又是为了什么呢？似乎不是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
时至今日，每当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跳出来搞一次霸权展示，人们周围就不乏满嘴《国际法》的专家们出来论证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以引导旁观者得出受害者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活该”的结论。这些专家们似乎在一个问题上集体失明了：到底有哪一条《国际法》允许一个国家公然派出自己的臣民去侵略另一个国家，而且失败后还不许别人说？
那些声称正是“克鲁格电报”事件导致英国人定下血洗布尔人的最后决心的言论，是根据一个制造出这种颠倒黑白的强盗逻辑的思维定式：被害人遭难的原因不在于凶手的贪婪残暴，而在于旁边那个讲出了真相的多嘴旁观者。
讲话的门槛
在上述3个事件中，英国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或者直接恐吓了对手，或者在从事一场战争的同时威慑了其他潜在的对手，从而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效。这正是“预防性战争”所无法获得的成效——很显然，这非常符合威廉二世的“需求”——一支舰队不但对于防止战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对于外交也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身处一个没有实力就只能收声的文明时代，就更是如此。
实际上这种思想正是那个时代所流行的。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几乎丢掉了全部主力舰家当的俄国在1911年的《海军法》提案中就明确地写道：“海军的发展首先是和平所必需的。……当其它列强发生冲突时，强大的海军可以确保我国中立，维护国家的尊严和荣誉。过去的历史表明，没有其他军事力量可以取代海军的地位。……实际上所有世界强国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地理和国际地位，寻求的国家利益也各不相同。基于此，所谓强大的海军舰队必须能够执行远洋作战任务，能在开阔海域找到敌人并主动出击将其歼灭。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的政治利益和领土完整。”
以上例子很清楚地表明了一点，那就是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不但是进行战争的有力手段，同样也是遏制战争的有效工具。即使是为了置身事外，也必须要有足够的“武装”或者“潜在危害性”才能获得中立。因此作为公海上的示威者和远洋力量投送工具，如果德国海军能够强大到让潜在对手失去“胜算”或者为了消灭其而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其价值也就得到了体现。
但是德国人如何获得这种足够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算”呢？
如果把“海权”分为“有限海权”和“完整海权”的话，那么不难发现，威廉二世时代的英国人掌握的是纵横四海全球到达的“完整海权”。而殖民地有限但却产能过剩的德国追求的则首先是家门口的“有限海权”。这就决定了不管言辞如何表达，德国人追求的海权明显是“防御性的”——至少针对英国人是这样的；而英国人追求的海权则是针对所有人的“进攻性的”和“压倒性的”海权——其核心就是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完全霸权。
英国自16世纪以来，其外部财富的获得就不完全是靠所谓的自由竞争或者技术优势，暴力手段和战争溢价在英国开拓世界市场和建立财富帝国的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英国的经济形态和这种生存方式所依靠的国际秩序高度仰赖海军力量，因此伦敦似乎永远有充足的理由，将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海上自卫能力限制在不能妨碍英国随心所欲地行使霸权，和在“必要的时候”对其进行“合法侵害”的限度之内。否则就必须对其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就是纳尔逊以来备受推崇的皇家海军光荣传统的实质。
如何发展至关重要的海上力量，从而使德国赢得国家安全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日益增长的国力相称的作用？答案是和英国人一样建造战列舰吧！面对威廉二世在一次宴会上向在座的海军高级军官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当时任职于帝国海军波罗的海分舰队的提比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那就是以主力舰而不是以巡洋舰为核心发展一支“能够在世界任何角落发挥影响力”的海军力量。这样的海军力量，只能是一支能够和英国进行正面交锋并以鱼死网破的决心使其承担难以忍受的代价的舰队！
那么，这样一支海军力量的规模和发展方向是什么呢？按照引起了英国人无限遐思的提比茨在其提交的1900年《舰队法》附加备忘录中援引威廉二世的原话就是：
“为了保护德国的海上贸易和殖民地，在当前的局势下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德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一支即便是与实力最强大的海军强国开战，也能使他们陷入险境的强大海军。要达成这一目的，德国的主力舰队完全没有必要跟上最强海军国家的舰队规模，因为通常来说，任何一个海军强国都不可能将他们的主力舰队集结起来进攻我们。即便是敌人倾注所有军舰以绝对的优势来压倒我们，要打败我们的强大舰队也必将大耗他们的元气，虽然敌人也许会取得胜利，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将无法再依靠这支舰队维持下去。”
熟读马汉著作的威廉二世道出了一个可怕的推论：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靠舰队维持的。因此没有了舰队，英国就什么也不是！尽管有人攻击这段直白的文字野心勃勃，同时又因为没有考虑国际关系和结盟之类的因素，而破绽百出。但这些人忽略了两个关键性的因素，一是德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确实有能力负担建设和维持这样一支海军力量的技术和开销；二是同盟关系的决定不但要有共同的利益而且还要有足够的实力。
利益的取得靠的是实力，而没有了实力自然也就难以分享利益。无怪乎，在那个时代，只要实力的均衡被破坏了，那么再神圣的条约在政治家们看来也不过就是一张纸而已。这一点，从同样都以实用主义著称、都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巴麦尊到本杰明?迪斯雷利以及后来的丘吉尔都烂熟于胸：“对于国家而言，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然而人的见识毕竟有限。1900年的大英帝国如日中天。对这个日不落帝国来说，威廉二世的叫嚣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但是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他们却逐渐惊恐地发现，那段话中的最后一句竟然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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