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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零六章 鏖战淞沪——谈判


迁都历来是大事,但是在范杰以前的印象与记忆中,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件事,这不能不说是掺杂着很多的政治原因。

        这一次日军来袭,若是范杰记得没错的话,一二八战事也就在上海一带打了打,并没有蔓延到江苏浙江,乃至于南京诸地。

        若是说日本人本来的打算就只有上海,范杰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上海南京如此至今,若是日本人轻易打下上海,对于近在咫尺的南京,中华民国的首都,这块肥肉,还有浙江这块中华民国最主要的税源地,范杰不相信日本人能够放过,以日本海军的实力对南京城轰上几炮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再加上内有汉奸,事情就真的不好说了。

        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国民政府在上海拖住了日本人,从时间上和兵力上还有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得日本人只拿下了上海这个最基本的目标。

        对于政府迁都之事,范杰是表示赞同的,迁都会减轻前线的战争压力,对于战略战术的布置也有极大的影响的,更何况没了南京那些臃肿官僚的掣肘,和那些乌七八槽的事情,迁都对战局的好处是可以预见的。

        依范杰对老蒋这位校长的了解,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日军此次进攻上海,目标不外乎“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国民政府要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事实上,蒋介石对形势的判断并不完全错误。日本悍然侵略中国东北,得手太过轻易,速度太快,用时极端,而利益庞大,此时日本有此野心也不为过。

        虽说九一八后,日本引起了世界尤其是英、美等国的关注。虽说此时日本还未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此次进攻上海,若是能一举攻下南京且不是极美的事情,更何况日本内阁已经无法控制军部的动作的,日本军队的下一步动作只能有战场上的指挥官来决定了。

        蒋介石认为这是全面战争的开始,也不为过,日本人想打下中华民国的首都,可不就是全面战争嘛,所以他决定马上迁都。

        可是,天下之大,迁往哪里呢?蒋介石又犯了难。他反复比较了武汉、重庆、西安、洛阳这几个城市后得出结论:武汉的形势比南京好不到哪里,不能去;西安还不错,但交通不便,被排除;重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看来,只有洛阳比较理想。

        洛阳有古都的历史文化底蕴,且地处中原腹地,东南有嵩山屏障,北临黄河天险,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易守难攻,加上便利的交通条件,回旋余地较大。党国要员们听了这番分析,多数都点了头,认为迁都洛阳是上上之选,不用犹豫了。

        最后,蒋介石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定夺”。林森因“年高德劭”,身居高位,却生性淡泊,为人低调,常被视作有职无权的“甩手掌柜”。在迁都这件大事上,他也不准备干涉蒋介石的决定,因此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

        怀着复杂的心情,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人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怪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

        既然迁都势在必行,事不宜迟,当天,铁道部就增发了多列由南京开往洛阳的快车,党国要员们遂收拾行装,火速搬迁。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带领下,1000多人由南京下关上船,之后乘火车赶赴洛阳。他们前脚刚上岸,日本的军舰后脚就赶到了,炮弹在江面上炸起几丈高的水花,好在有惊无险。次日,一行人平安抵达洛阳。

        1月30日,国民政府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这是一份迁都洛阳的宣言,由林森与国民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大院院长联合签署。

        宣言讲述了“一?二八”淞沪战争的起因与经过,呼吁国际列强干预日军的侵略行动,强调因上海战事威胁首都南京安全,才不得已“出此下策”。宣言最后声明: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当然,南京国民政府这么匆忙地迁都洛阳,只是日军炮火威胁下的无奈之举,属权宜之计。尽管这样,那些能搬来的部门还是搬来了,只有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和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等留在南京善后。

        另外,因国民政府的财政与税收来源多在东南尤其是上海,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及孔祥熙、孙科也常驻上海。

        汪精卫也乘火车经开封到洛阳,只是北上的时间稍晚一些。31日晚7点,他到达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受到了省主席刘峙的热情接待。两人寒暄时,汪精卫表示,南京形势危急,迁都情非得已,打扰贵府了。刘峙则对他表示了热烈欢迎,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己愿全力支持中央政府。

        之后,国民政府将所有印信和卷宗也送到了洛阳,党国要员们可以正式办公了。范杰在南京也松了一口气。

        而在上海,从1月31日开始,在英国领事馆,双方开始第一轮谈判。

        驻沪英美领事首先出面调停上海战事,建议双方停战,日本军队退入租界,中国军队由现有防地后撤2公里,缓冲区由中立国军队负责巡逻。

        这轮谈判,谈的是停战。中方出场是上海市长吴铁城,和上海驻军78师的师长区寿年。日方出场的是日本领事村井仓松和日本海军上海最高指挥官,盐泽幸一。

        谈判,讲的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中国人要日本人退兵道歉赔偿,日本人却要中国人在上海周边永久不得驻兵。谈了半天,最后仅仅达成一项,中方表示接受,日领则表示需请示本国政府训令,仅同意停战三天,直到2月3号。

        就如拳击台上一样,一个回合打完,钟声响起,拳手各回角落休息。中国人和英美领事,是希望就此不要再打了,而日本人却在摩拳擦掌,准备第二回合的较量。

        日本人如此,范杰也是如此,此时的范杰拿着一份计划书,找到了张治中。

        范杰要求以教导总队为基础成立新的教导师,以应对当下的时局,就如同教导一师,教导二师那样。

        从北伐开始,中央军校就有以教导部队编成实战部队参战的习惯。甚至五期、七期有将学生编成混成团参战的记录。军校五期因此有大量学员在龙潭战役中阵亡,成为早期军校毕业生中较少的一期。

        1930年5月,中央军校编成一支两旅六团制的教导第二师,是早期教导部队的极盛期。这个教导师将所有军校的新锐武器都编进去,其特种兵有两个炮兵团,即军校的两个教导炮兵团,再加上骑兵连、工兵连、辎重连、学兵营与战车队,可谓精锐尽出。在中央军之中战力仅次于冯轶裴的教导第一师。教二师战后改为著名的第四师。

        而范杰的打算则是以教导总队现有的兵力,增以军校在校生为骨干,同时招收一批新兵,成立新的教导第四师。至于教导三师早先于1930年3月在武汉成立,年底即改编为第十四师,不久该师在数次围剿中屡屡失利,师长钱大钧调走,由陈诚接管该师,陈诚数次换血,该师成为土木系的的又一个支柱。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战斗力,新的教导师将由两个主力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补充团,配以师直属工兵营,特务营等组成。

        在这个时候成立新的教导师,范杰也是想把握现今国战这个时局,趁此将自己的势力立起来,以范杰现在的军衔和所处的地位,一旦真的决定改编,一个正职的团长是少不了的,这对他的计划是极有好处的,这意味着他将正式迈入中高级军官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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