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帝国的真相
最近，美国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撰文揭开了消灭中医的惊人内幕。他文章中所提及的美国人HansRuesch撰写的文章《洛克菲勒》（TheTruthabouttheRockefellerDrugEmpire：TheDrugStory），清楚地告诉中国人，美国的洛克菲勒药品帝国早在1927年对中医做了些什么。张绪通博士说：“该文坦白地道出了缘由，洛克菲勒及其家族以学术基金会的名义，捐了一点钱给中国的医药界，美名其曰‘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目的就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然后打出‘拯救中医中药’的美名，以‘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的幌子，达到彻底操纵、把控中国的中医药及其市场的目的，完全有他们的战略预谋。”在《洛克菲勒》一文中，作者写道：“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两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BJ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四千五百万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予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此段论述，就将前面所述南京民国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以及余云岫有关“废止中医案”的背景全盘托出。刘瑞恒曾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孙中山、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治病期间他都在场。而协和医学院本身就是洛克菲勒直接投资创办的。所以，洛克菲勒的“要说服五亿中国人相信西医而把‘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扔进垃圾箱”的资本阴谋就成为刘瑞恒的职责。他把这种职责从协和医学院带到了南京政府卫生部，并在1929年以行政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废止中医。此举虽然遭到当时全国中医的反对，南京政府也于国代会上撤销了“废止中医案”，但是南京政府卫生部消灭中医的行政手段与体制已经建立，中医在此之后一直未得到重视。后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医受尽了欺辱和摧残，一直在苦苦挣扎。
此后的新中国，刚刚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去，是不可能得到洛克菲勒“捐款”的。但是，第一届卫生会议所制订的一整套阻碍中医发展的法规，却成为中医发展路上的一个个制度陷阱。中医落入这陷阱中，就如同一个活的、可以自主行动的人忽然被五花大绑，动弹不得了。我们相信，这一制度陷阱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个资本阴谋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利益授受关系。但诡异之处也正在于此——二者的态度和行为方案竟如此的意合神契！可见洛克菲勒策划的“以华制华”的阴谋是多么巧妙，不给钱也同样达到了消灭中医的目的。建国之初卫生部消灭中医的政策实行了整整三年，从此打下了卫生部门在认识上蔑视中医和行政上歧视中医的基础，实行了一条没有洛克菲勒的洛克菲勒路线。
从贺诚讲话到卫生部制订的一系列消灭中医的政策法规，完全是打着“中医科学化”的旗号进行的。中医科学化、现代化是洛克菲勒为消灭中医而设计的一个阴谋、一个陷阱。它是洛克菲勒教育基金会捐资的附加条件，即“帮助中国实现中药现代化、科学化和国际化”。它先是强蛮地给中医加上一把伸缩无定的、所谓“科学”的标尺，并教会你习惯于用这标尺去丈量中医。然而，你学会的只是技术性地丈量，而那标尺的伸缩幅度，却是由它来调定的。结果，你手里似乎有了一把尺子，但那尺子事实上永远也不属于你……这就是洛克菲勒阴谋的最吊诡之处！
大凡学习西医的人和西医化的人对洛氏的阴谋不但没有认识，反而认为中医就是不科学，就是要淘汰，并相信洛氏帮助中医实现现代化是真诚的、可信的。这又说明洛氏消灭中医的阴谋是多么的“英明”、有远见。
“中医现代化”在如今被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越叫越响，大有压倒一切之势。因为有了贺诚、王斌被撤职的前车之鉴，消灭中医的行为变得隐蔽起来。一般人从报纸新闻上总是认为中医是被重视的，然而却不知中医实际上在行政上、法律上是被压制的。
当然，现在不是纠缠谁的责任的时候，而是要重新执行三支力量的方针，给中医独立的行政权、教育权及适合其自身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还要有坚定的中医领导层，只要有5~10年的时间，中医是能够起死回生的。
从1954年起，中央发现了贺诚与王斌消灭中医的做法，1955年在《人民日报》上开展了批判卫生部错误做法的宣传报导。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朱莹的《〈健康报〉批判王斌在中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的报道，一时间捍卫中医的呼声响遍全国。贺诚于1955年11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一文，旋即，12月2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任小风的文章：《批判贺诚同志在对待中医政策上的错误》。文中认为，贺诚检讨得不够深刻：“贺诚同志对于余云岫的备加赞扬，使鄙视中医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莫大的鼓舞，这是不能隐讳的事实。解放后数年来，余云岫等变本加厉，大肆活动，公开出版诬蔑中医的书籍，印发消灭中医‘方案’，未受到卫生部门的任何干涉。所以余云岫之流兴高采烈地说：‘可见我们历来主张和所走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所以医学革命在现阶段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是绝无疑问的；四十年来的医学革命，从今以后，应该是由理论转向实践的阶段了。’贺诚同志的思想究竟对于什么人有利，为什么人所拥护，是十分明显的。”
1955年，通过对贺诚、王斌的批判，以及对他们给予撤职的处分，说明毛主席是不允许对中医药进行这样的灭杀的。虽然毛主席对中医给予了大力支持，使中医在此之后有了短暂的发展，可是消灭中医的路线不时会出来干预中医工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中国中医药学会的柳秉理先生对此有很深刻的分析，其谓：“1958年，以毛主席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和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为基础，铸成了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然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表面上看，毛主席的批示与王斌、贺诚等的观点不同。实际上，后者要求中医人员通过学习西医基础理论，使中医西医化；前者要求西医人员学习一点中医，进而用西医基础理论的标准改造中医。这虽然不算是‘朝三幕四’的游戏，但两者却本同而形异，殊途而同归，最终都将使中医的基础理论被彻底丢掉。应当肯定，当初毛是出于对中医的保护。但因为他不懂中医的科学原理，也不懂中、西医的真正区别，所以按照他的指示所办的仍然是余云岫当初想要办的事。”这就给消灭中医人士利用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有了借口，并且利用中西医结合来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更具隐蔽性。
在消灭中医的路线影响下，纯中医已经基本被排除在执业医师外，成为民间的地下医生。也是在此路线下，余云岫的后人也开始为余辩解，其子余诞年2003年11月16日在网上发表的题为《余云岫观点的真伪辩》一文中，以现今中医的西医化为翻案借口，只字不提“废止中医案”、使“新的旧医不得产生”等余云岫提案的实质，而谓：“从上世纪视科学实验为‘画蛇添足之举’，将医学科学教育视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医学’的‘旧医’，到现在具备数理化知识，掌握现代医学生物学基础，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学甚至遗传学、免疫学的中医，二者之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责的‘西医化’现象。当年余云岫提出在医政管理上要进行登记，要进行资格认定，并非只针对中医而言，现在看来都是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须施行的，并提出用医学科学基础理论进行培训，也是鉴于当时我国落后的医学科学现状和落后的医学教育现状，并非所谓要消灭中医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
其孙余忾2000年7月在网上发表了题为《近代杰出的医学家余云岫医师》的文章，掩盖余云岫“废止中医案”中消灭中医的杀机，反而将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宇宙运行模论“阴阳五行”视为伪科学，其谓：“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就是因为坚持科学，反对《黄帝内经》所主张的阴阳五行等伪科学而长期被忽略。”“近代我国几乎全面地实行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中医界还保留了阴阳五行等玄说，而且至今也没有人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证明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好像也不打算这样做。1917年余云岫出版了《灵素商兑》一文，系统地批判了《黄帝内经》一书，震撼了医学界，他高举医学革命的旗帜，驳得中医们无以言对，至今也没有人对他的论点进行过像样的反驳。”“历史上阴阳五行学说风行了两千多年，除了名家、法家和荀子外都被其渗入，儒家从子思、孟子开始也讲起了阴阳五行，成了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祸根。”“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现在我国的哲学界已经没有了阴阳五行的影子，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也消除了阴阳五行等玄学，只有中医还把它当宝贝，当然还有巫婆神汉、风水先生、算命先生。老百姓把‘医、卜、星、相’归为同类。就是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中国近、现代被西化的结果，也成了余云岫的后代为其翻案的依据，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医的消灭政策与余云岫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现今，要解决中医发展问题，首先就得解决中医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而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制度创新，就要对以往55年中医政策的成败经验进行总结。西学中，即想让西医学习点中医进而去研究和发展中医，现在看来是行不通的。中西医结合，想用此来代替中医，是较长时间以来直至今日卫生部的主要做法。这里面一方面是事与愿违，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医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容易被反对中医人士所利用，成为一个欺骗性极强的借口，行消灭中医之实。试想一想，没有了中医，中西医结合还能有吗？所以，毛主席对中医的这两个指导方针，如果在中医有独立行政权时，对中医还不会有太大危害，但在中医没有独立行政权时，就会使中医遭致灭顶之灾。再加上现今对中医现代化、中药现代化的提法和纲要都已出台，就更加剧了中医灭亡的速度。这是关乎中华文化存亡的大事，不能掉以轻心！
四、现实的危局：西医对中医药生存权的制度化剥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部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医是没有行政领导权的。经过55年的“统治”，西医在卫生部的领导下，实现了医药行业的垄断，造成医药费不断高涨。据媒体报道，“从1996年以来，政府已经16次出台降低药价的措施，然而药价高涨之势却依然得不到扼制，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已经普遍成为国民之痛”。各种文章列举了许多原因，但未从垄断的角度去看。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和其本身掌握着行政大权，中医的生存权遭到钳制。单从人数上的变化，就已说明问题。西医人数从1950年的2万人到2004年的157万人，增长了70多倍；而中医则从1950年的27～30万人到2004年的27万人，实现了“零增长”。70∶0——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比例啊！如果没有卫生部门通过行政意志而造成的西医统治和其为西医实现了行业垄断，这种人数增长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做到的。况且，现在中医27万人的医疗水平是无法与55年前的27万人相比的。
由于西医在医药行政上独揽大权（1986年成立的中医药管理局由卫生部代管）和在医药行业的垄断地位，对中医在许多方面都实行了限制和打压：
1卫生部及中医药管理局一直大力宣传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用“现代化”概念来偷换医学的目的，成了洛克菲勒的应声虫。如2002年出台的《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年至2010年）》，将中药的开发、研制完全置于西医方法和标准之下，实行医药分家，尤其是将中药饮片改换成颗粒饮片，就是对中药的极大破坏。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副“标尺”的诡秘。本来，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讲的是疗效。任何医学，只要能治病救人，有疗效，不管它在现代还是在古代，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一样的会受到人们的认同。就是说，医学的治病疗效与现代化没有绝对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令人们感到现代化的优越性，似乎什么事情只要一说是现代化的，就是科学的、进步的。其实，将现代化与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相提并论，是一个悖论。因为它将物质文明发展与人类自身进化即生物进化混淆起来了。——现代人类与一万年前的人类在生理上有何本质变化？据人类学观点，一万年以内的人类或生物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那么，作为医学是为医治人类疾病而形成的学科，只要人类本身以及生物没有大的变化，这个学科的对象也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了变化，也不会是在本质上的。这跟文明的变迁是两码事。人类与生物进化是同步的，既然一万年至今生物进化基本上没有变化，那么，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医学在治疗人类疾病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一种药入什么经、治什么病，也同样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医与人类同时进入现代，这本身就说明中医具备有超时代的内涵，它并没有因为进入了现代而不能治病，相反，许多西医无法治愈的疾病，中医往往能将它治愈。中医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地融为一体，只要大自然适合人类和万物生存与存在，中医学就永远能医治人类的疾病，这与现代化与否没有关系。物质文明则与现代化有直接的关系，古代人们出行乘的是轿子、马车，现代则是汽车、飞机，这才是现代化的内涵，而不是生物进化的内涵。用现代化来混淆物质文明与生物进化的内涵，让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是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为要消灭中医进而达到西医垄断中国医药行业而设计的阴谋。这个命题本身就倒置了医学的目的是治病救人、重在疗效的原则。西化的中国人“相信”所谓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洛克菲勒阴谋的马前卒。他们掌握着卫生行政大权，积极对中医实行现代化，无形中成为替洛氏达到了用中国人来消灭中医目的的中国人。这样就使美国的西医药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进入中国，进而垄断中国的医药市场。如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局成立以来，每年都批准数百种甚至上千种西药进入我国，严重打压了我国医药工商企业的发展。洛氏对中医的治病能力和治病效果是非常清楚的，西医如果在平等条件下与中医竞争并不具有当然的优势。因此，洛氏投资设立教育基金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让中国人厌弃“安全、有效、廉价”的中医，用科学化、现代化来回避中医“安全、有效、廉价”的优势，利用中国人近百年来被西方人征服而形成的民族自卑感，用科学化、现代化的幌子来蒙蔽中国人，进而强化中国人的这种自卑感，使他们自觉地帮助洛氏来消灭中医。事实证明，洛氏是成功的，少数中国人已经将中医推到了灭亡的境地。
21980年及1982年卫生部在中医及中西医会议和衡阳会议上两次提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方针”，并得到中央同意。这是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一件大事，是破除西医垄断的有利武器。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使中医应该享有独立行政权有了依据，加之以吕炳奎为首的中医界的力争，才使国务院在1986年同意设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本应是对中医发展有利的大好事，然而国务院虽明确规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但是却由卫生部代管。这一代管，便使得中医为争取独立行政权的努力前功尽弃，使得破除西医垄断的战略功亏一篑，致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形同虚设，反而形成了卫生部机构的重叠设置，如局和部都有“医政司”、“科技司”、“外事司”、“办公厅”等等。中医药管理局根本没有去行使也没有权力去行使中医的行政权。
3历史上有名的反对中医者余云岫，除了指责中医不科学外，还有具体消灭中医的措施，医药分家就是其中之一。卫生部将药政局和医疗器械局合并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后又改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该机构成立后即大肆推行美国FDA管理模式，让中药同美国的西药一样进行FDA标准管理，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等管理，花了国家数目惊人的人民币，搞得不少工商企业负债累累，无法进行运转。特别是中药，现在是农民种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致使中药成本大增，吃中药比西药还贵，人们吃不起中药。中药的生产出现了严重危机。医药管理分家后，对中医的管理更加西化，中医不能独自配制中药制剂了，要配制剂必须申请，将组方上报药监局审批。这个中医自古传承至今的配药制剂行为，是中医将有效的药方配制出一种有针对性的普遍可用的通方药剂，以方便同类患者，也是扩大医治患者人群的方法。中医自古以来都是以医管药，即“用药如用兵”，药物的用法完全是由医生控制监制的。不像西医，药物是由药物研究机构控制监制的，西医生根本不懂制药。限制中医独立制剂，也就束缚了中医的手脚，同样，也是对患者一种限制。这就实现了历史上反对中医、并要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提案中医药分家的条款。中医不能配制制剂，本身就是在扼杀中医；组方上报审批，则是蔑视中医的知识产权，是对知识产权法的公然践踏。而且，如果中医配制制剂未上报，或未被批准，就以制售假药论罪，全国不知有多少中医因此而坐罪犯典。中医秘方得不到保护，中医人格遭受侮辱。
4在中医高等教育方面，强化西医的教授，将中医四部经典改为选修课，中医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没有通读过《黄帝内经》的大有人在；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考上西医研究生的也不在少数。忽视中医临床的教育，而把西医的小白鼠实验搬来教授中医硕士生和博士生。这种西化教育被中医大学教授自嘲为他们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这种教育方法是1950年卫生部所办中医进修学校（实为以西医改造中医消灭中医）的翻版和扩大。据《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5月12日《中医院校西医课程教改取得成果》一文报道：“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围绕中医类专业的培养目标和业务要求，以崭新的思路开展西医基础与桥梁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改革的探索性研究。他们首先对中医院校目前设置的西医学基础课程主要知识点在中医人才知识结构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开展了大规模的咨询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传统设置的人体解剖、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等10多门西医学基础课与桥梁课教学知识点进行了分解和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课程群，构筑了包括《人体形态学》、《人体机能学》、《病原生物学》、《西医诊疗学基础》、《应用药理学》和《预防医学概论》等新的综合性西医基础课程体系，编写出相应的改革教材，并同步进行了综合性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第四，项目在实验教学方面更重视对中医学生实验动手能力及科研设计能力的培养，把以往单一验证性的实验课传统模式，改革为综合探索性实验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培养中医学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发展中医学的意识与能力。”从这篇对中医学课程改革及安排的报道看，现今中医的教育，已经全然西化，其培养目标就是不培养真正的中医师。
以上报道证明，中医现今的教育，仍然在走50多年前被撤职的卫生部贺诚副部长所推行的消灭中医的教育路线。贺诚当年解释中医进修学校如何施教时说：“所谓进修，就是学习现代科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学习预防医学的基本知识，用矿物学医学的基本知识去解释问题，以代替唯心的方法。中医比起西医是落后一些，这一点应当承认，否则便会阻碍进步，而进步得少或慢，就不能满足客观的要求。……如果办中医进修学校还教中医理论，对中医的前途并不有利。……世界上只有一个医学，中国也只有一个医学……中医对于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贺诚消灭中医的路线实行三年后被中央发现，当即被毛主席取缔，他本人也被撤职，但是他的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又在上世纪80年代逐步复活。进入21世纪，中医面临即将被消灭的境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这条消灭中医的路线是一定要纠正的！不纠正，中华民族将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心力和体力。
5同样在教育上，贬低中医师带徒的优越性，取消了师带徒这个中医传承的法宝。为了混淆视听，又以行政手段指派一定学历、一定职称的中医去向有职称的名老中医拜师。这在形式上看似师带徒，本质上已背离了中医自古传承的师带徒内涵。真正的师带徒，带的是从未学过或刚刚入门的弟子。如果已经学成或行医多年，这种拜师或学徒与师带徒的本质有着天壤之别，结果是这种师带徒根本无法将老中医的全部学问和医疗思想继承下来。这种指定或指派的师带徒形式完全是以现今《执业医师法》的框架设计的，而《执业医师法》恰恰把民间的名老中医及民间医师给排除掉了，所以，至少要把“指派”与民间的师带徒并举，才能保证中医得以有效传承。
6由于否定了师带徒的传承，大量学徒出身的中医师被排除在中医队伍之外。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使许多中医师尤其是学徒出身的中医师没有得到医师执业证，无法公开行医，成为贺诚在50年前检讨中所说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与50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这种“地下医生”一旦被发现是要以非法行医论罪的。由于许多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而《执业医师法》对这些无证的中医师的行医行为可以进行取缔、罚款甚至判罪。据报载，2004年5万余无证行医户被取缔；2005年7月前又有万非法行医户被取缔。当然这8万余人中肯定有一些骗子，但是其中肯定也有一部分应是未得到中医师执业证的民间医师。认定8万人都是行骗，却还有患者相信，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从这些数字可以证明，《执业医师法》又一次造就了大量的“政府取缔，人民批准”的“地下医生”。例如，2005年4月27日《福州晚报》刘磊撰文《百余居民为“游医”求情说明什么？》——文中将所谓“游医”能将“感冒在大医院花一两百元都看不好，在这里七八元就可以治愈”的现实与无证行医的矛盾列举出来，文中所提及的“游医”，应是未得到执业证的民间医生。
否定了师带徒教育形式的另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2003年卫生部全面撤销民办中医院校，甚至包括国家自学考试中的中医药专业。大量中医药学子被迫改专业和改行，或终止学业。
7在卫生行政管理上，也出现了怪事。由卫生部代管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1986年成立至今已近20年，可是其在各省市的下设机关却根本没有配套成一完整的管理体系。据《中国中医药报》报道：“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中，成立地厅级中医药管理局的有7个，处级局有13个，中医处有1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为中医说话，是中医界众所皆知的事，因此其机构的不完善，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对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的一个讽刺。《条例》规定：“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全国有三千余县基本上没有中医管理机构，也可以说是由于卫生部代管、中医药管理局不管造成的。
8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中医进行了更加严厉的打击。吕炳奎生前呼吁对中医重新立法，就是因为现今的医药法规对中医是不平等的，许多法规根本就没有把中医放在眼里。例如《传染病防治法》。根据此法，中医根本就接触不到传染病人，更何况治疗了。但在“非典”流行期间，中医治疗的优越性超过了西医，这一点是令西化人士备感尴尬的。
2005年6月，中医立法起草小组已经成立，但是谁在主持、成员是谁等等信息都是不透明的。应该增加透明度，不能让反中医的和西化中医的人主持，但愿中医的立法别又是主张消灭中医的人在起草。要让中医药法规真正起到促进中医药发展的作用。
中医在中国，为什么被西医这样打压，并且恨之入骨，甚至有对中医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为和做法，这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国际背景的。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和国际背景后，困惑我们中国人的中医情结和为什么中国人学了西医就反对中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五、选中医之中坚分子行使中医之独立行政权，是中医起死回生的首要条件
当今，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洛克菲勒资本阴谋的阴险性和隐蔽性，真正将中国文化复兴起来。这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这个工作，宏观地说就是21世纪中国人自主文化立场的觉醒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工程。中医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构成的一部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医行将灭亡的制度环境：给中医起死回生的机会；给中医独立行政权；按中医传承和发展规律制订法律；承认并资助中医师带徒；改变中医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等等。
被誉为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的吕炳奎生前曾多次因中医问题向中央报告，希望能给中医与西医平等的政策，进而解决中医濒危的境地。他为中医奋斗了一生，现在看来，这本质上仍然是在与洛克菲勒资本阴谋进行的斗争。他生前对中医药争取独立行政权寄予深厚希望，并曾提名骆诗文同志担任第一任“中医药部”部长。他在给温总理的信中说：“让骆诗文同志担任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他是中医界难得的人才。……如果中医药部再让西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人掌权，将使对中医药学的挽救功亏一篑，将使设立中医药部的决定形同虚设！”为了能保证中医起死回生的大事，他对中医药干部的选拔还提出了超龄和破格并用的建议，因为担当中医药事业起死回生的重任，没有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医药现实情况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中医药事业的无限热爱，是无法胜任的。
总之，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检讨历史只是为了厘清认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要尽快将中医药抢救回来。因此，设立“中医药部”，让真正热爱中医又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医药干部来领导中医药，是真正能使中医药起死回生的前提，再拖延不决、优柔寡断，中医就完了，——这一代人都将成为历史罪人。
一个民族文化的兴衰，制度起着关键性作用。挽救中医药，一切将取决于中央的决心。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中国文化是其灵魂，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政府在了解了卫生部长期以来因为制度偏差而实际上不断在消灭中医、致使中医药已经到了灭亡境地的情况之后，抢救中医药、抢救中国文化，自然就成为当届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灵魂的抢救。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会魂不附体，就会成为其他民族或是帝国主义的附庸。所以，抢救中医药不只是中医药界的事情，也是中华民族的事情。
为了对近百年来中医的危局以及这危局的症结有个更清醒的认识，让我们走进历史……
20世纪30年代，曾任原来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当地新闻编辑主任的莫里斯·A·比利经营着一家县级地方报纸。当地的电力公司每周都在这家报纸发布大量的广告。每当广告费到账时，比利的经济压力就会减轻很多。
但是，根据比利自己的陈述，一天,该报维护了一些受到电力公司劣质服务读者的立场，因此莫里斯·比利受到了电力公司广告代理的斥责，这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严厉的斥责。他们告诉他如果再有任何“越过雷池一步的行为”，将立即导致电力公司取消与其订立的广告发布合同，而且煤气公司和电话公司与其订立的广告发布合同也将取消。
就在那时比利明白了“新闻自由”的含义，他决定退出报界。他有资本这样做，因为他在马里兰州有地产，属于贵族阶层。但是并非所有的报纸编辑都那么幸运。
比利利用他的职业经验对新闻自由的状况进行了深入探究，并写出了两篇令人震惊的揭露性文章——《药品史话》和《洛克菲勒家族》。尽管他很熟悉编辑界，也有很多重要的人际关系，然而直到1949年他建立自己的公司——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哥伦比亚出版公司——之前，他都无法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这件事只是在“自由的土地和勇敢的国度”实施的悄无声息但却极为强硬的新闻审查制度的一个典型例子。尽管《药品史话》是美国所出版的关于健康和政治的最重要的书籍之一，但它却既不被任何一家大书店所接纳，也不被任何一家正规报纸所评论，它只能通过邮寄而销售。然而，当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已经是第33次印刷了，是由另一家出版社——犹他州奥勒姆的百沃达出版社出版的。
正如比利指出的那样，能赚取其投资6%利润的企业就是盈利的好企业。斯特林药品公司是洛克菲勒药品帝国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最大的控股公司，该公司及其68家附属企业1961年的税后营运利润是23，463，719美元，按其净资产43，108，106美元计算，盈利54%。洛克菲勒控制的另一家公司施贵宝公司，按照其财产的实际价值计算，在1945年的盈利不是6%，而是576%。
那是在利润丰厚的战争年代，当时的陆军军医局局长办公室和海军医药局不仅扮演着药品托拉斯推销商的角色，同时还强行将药品托拉斯的毒药注入到美国士兵、海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血液中去，数量超过两亿剂。比利问道:洛克菲勒一家，及其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联邦贸易委员会、商业服务监督局、陆军医疗部队、海军医药局中的走狗以及全国成千上万的卫生官员们会相互勾结起来将各种形式不鼓励使用药品的疗法排除在行业之外，这难道不奇怪吗？
“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后一次年度报告，”比利报告说：“详细记录了过去44年来基金会给予各个大学和公共机构的捐赠，这些捐赠总计超过了五亿美元。这些接受捐赠的大学，理所当然地向它们的学生传授洛克菲勒医药公司希望它们传授的药品知识。否则它们就得不到更多的捐赠，就像美国的那30多家学院一样，由于不采用那些基于药品治疗的理论，没有一家能得到捐赠。
“拥有著名医学院的哈佛大学，已经收到了洛克菲勒药品托拉斯8，764，433美元，耶鲁大学收到了7，927，800美元，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收到了10，418，531美元，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收到了2，842，132美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了5，424，371美元，康奈尔大学收到了1，709，072美元，等等，等等……”
随着将那些巨额资金“捐助”给进行药品宣传的院校，洛克菲勒利益集团正在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网络，没有人能够完全探究其内里。早在30多年前，这个网络就已经大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让比利这样来描述：洛克菲勒利益集团创造、建立和发展了远非人类思维所能想象到的工业帝国。美孚石油公司当然是洛克菲勒其它所有实业建立的基础。老洛克菲勒的故事使得他这个最冷酷无情的工业海盗浮出了水面。虽然他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但是今天人们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却假装不记得了。这个庞大的工业帝国的支柱是大通国民银行（现已更名为大通曼哈顿银行）。
洛克菲勒的工业帝国并非只将其财产的一星半点儿投入了药业。洛克菲勒一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药集团，并利用他们其他的利益集团施加压力以提高药品销售量。市场上12，000种不同药品中的大部分都是有害的，药品托拉斯对这一事实毫不在意。
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设立于1904年，当时叫作公共教育基金。表面看来是对公共教育基金作为补充的叫作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组织，成立于1910年,通过长期的欺骗和洛克菲勒大量钱财的投入,它终于使得纽约立法机关于1913年5月14日对其颁发了特许令。
因此也就毫不吃惊，洛克菲勒家族在所有与卫生有关的联邦机构里都安插有自己的眼线。于是，最先是在父母和学校的帮助下，其次是在直接的广告作用下，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是在广告收益对媒体的影响下，对美国公众进行“教育”的舞台搭起来了，这种“教育”着眼于把美国公众变成是药品和医生的依赖者。
《广告时代》杂志的一份汇编显示出，早在1948年，美国大一些的公司在广告上的花费总额高达1，104，224，374美元，那时一美元还值一美元，而不是像半个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译者注）那样不值钱。在这笔令人惊愕的巨额开销中，洛克菲勒—摩根连锁利益集团（摩根死后完全成为洛克菲勒的天下）控制了大约百分之八十，并用来操纵关于卫生和药品事件的公共信息——当时如此,而今日则更无所顾忌。
“即使最独立的报纸也要依靠它们的新闻联社来获取国内新闻”，比利指出：“因此新闻编辑没有理由怀疑来自美联社、合众社或者国际新闻社的关系到卫生事件的报道受到了审查。然而，这种审查却接连不断地发生。”
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药品托拉斯在美联社理事会中有一名它自己的理事。他不亚于亚瑟·海斯·苏兹贝格。而亚瑟·海斯·苏兹贝格是《纽约时报》的发行人，美联社理事会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
因此，对于洛克菲勒托拉斯而言，说服美联社的科学编辑采用这样一种政策是极其容易的，即未经这位药品托拉斯的“专家”批准，不允许任何医药新闻过关，而这位新闻审查官不会批准任何一条以任何形式有损药品销售的新闻。
这就向今天说明了为什么大量关于血清和医疗方法以及很快就要实现的对癌症、艾滋病、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病的突破性胜利的虚假报道，会厚颜无耻地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美国及国外的所有日报上。
伊曼纽尔·M·约瑟福森,一位医学博士,尽管多次受到药品托拉斯的威胁，然而他并没有被吓住。他指出美国全国科普作家联合会被“说服”采用下列陈词滥调作为其道德规范的一部分：“科学编辑没有能力判断医学和科学发现中涉及到的现象的本质。因而他们只能报道被医学权威认可的或者呈送给科学团体进行研究的‘发现’。”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大的出版商班坦图书公司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最初其凭借热情和乐观给其名单上的3500名“科学作家”送去了《屠杀无辜者》一书的赠阅本，以供他们评阅时使用；而没有将这些书送给那些不受医学审查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们。只有一名审查官说“不”，《屠杀无辜者》就销声匿迹了。
因而，尽管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报道，仅仅在美国1978年就有150万人因为药品的副作用而住进了医院，尽管有勇有识的医疗界人士一再声明市场上的大多数药品最好的结果是没有疗效，但从长远来看，更多的情况却常常是危及健康或生命,报纸上仍然充斥着对药品及其宣称的疗效进行鼓吹的广告。
关于非药物疗法的真相被压制，除非它迎合新闻审查官颠倒黑白的目的。无论实施捏脊疗法的人们、实施物理疗法的人们、施行骨疗者、信仰疗法者、唯灵论者、草药医生、基督教科学派的人们或者运用他们自己的大脑思考的医学博士们如何有效实施这些疗法，你别想在大报上看到这些疗法的真实报道。
为了传授洛克菲勒药品思想，有必要教授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自然在造人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但是联邦安全部儿童局的统计表明，自从药品托拉斯全力推进对人体系统注射麻醉药品、接种疫苗和注射免疫用的动物血清以来,美利坚民族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尤其是在儿童当中更是如此。现在的儿童,这也要“注射”，那也要“注射”，而科学所认知的唯一的安全卫士就是纯净的血流，但这只能通过清洁的空气和有益健康的食物得到。这意味着自然、经济的方法。这也正是药品托拉斯所最反对的。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官员在被任命前都须得到洛克菲勒中心的认可。当其必须将独立于药品托拉斯的行医者排挤出行业之外时，它总是不遗余力地去执行这些命令。但是这些命令并非直接来自美孚石油公司或者哪一家药店的董事。正如莫里斯·比利所指出的，美国医学会是药品托拉斯的前线，它提供那些庸医，甚至在他们对涉及的产品一无所知的时候，去求证,那是他们深思熟虑的意见,即该产品没有疗效。
比利写道：
“靠着纳税人的钱，药品托拉斯对其要牺牲的人千方百计地进行迫害以将其置于死地。如果对方是小本经营，律师费和诉讼费就可以把他打垮。在一起案件中，一名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名叫阿道弗斯·霍恩泽的医生，他曾说过维生素（他用的是天然维生素）对健康很重要，因他的产品‘贴错了标签’而被告上法庭。美国医学会动用了十名医生证明‘维生素对人体不是必需的’，从而推翻了所有已知的医学理论。面对与之相反的政府公报，这些医生宣称这些权威出版物已经过时了从而将其抛在一边！”
除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比利列出了下列与“卫生健康”有关的(指的是与对平民百姓有害的药品托拉斯的卫生健康有关),由洛克菲勒支持的部门：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联邦贸易委员会、空军军医局、陆军军医局局长办公室、海军医药局、国家卫生研究院、国家研究委员会、以及国家科学院。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科学院被认为是全能机构,它能调查天底下一切事情，尤其是卫生领域的事情，并且在那个学科拥有面对胆战心惊的公众的最后发言权。对于这个部门的首脑这个重要职位，药品托拉斯让任命他们自己的人来担任。他正是阿尔弗雷德·N·理查兹，默克公司的董事和最大的股东，而默克公司正从药品交易中攫取巨额利润。
当比利揭露出这一事实后，理查兹随即就辞职了，洛克菲勒一家任命他们自己洛克菲勒研究院的主任德特利佛·W·布朗克接替了他的这个职位。
医药卡特尔被纽约《尼亚加拉瀑布》的医学博士J·W·霍奇总结如下：
“医药垄断集团或者医药托拉斯，美其名曰美国医学会，不仅是这个时代和其他任何时代存在过的垄断组织中最卑鄙的，而且是最傲慢、危险、专横的组织，它一直致力于操纵一个自由的民族。任何及一切通过安全、简便、自然疗法进行治病的方法肯定要受到骄傲自大的美国医学会医生托拉斯的领导们的攻击并被他们斥责为假冒、欺诈和哄骗。”
每一个不和医药托拉斯结成联盟的行医者都会被掠夺成性的托拉斯的医生们斥责为“危险的江湖医生”和骗子。每一个公共卫生学家，如果试图采用自然手段而不采用手术刀或者有毒的药物、疾病分离血清、致命的毒药或者疫苗来让病人恢复健康，他马上就会遭到这些医学暴君和狂人最严厉的斥责、最大限度的攻击、诬蔑和迫害。
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林肯按摩脊柱疗法学院要求课堂学习4，496小时才能获得学位，位于达文波特的帕尔默按摩脊柱疗法研究所要求不低于400，060分钟，位于丹佛的自然医术大学要求5年，其中每年1000小时。位于芝加哥的国立矫正疗法（一种不用药物，只靠按摩等手技治病的方法——译者注）学院要求学习4326学时才能毕业。然而，医药卡特尔到处宣传说这从三门“持异端邪说的”学科出来的行医者们没怎么受过训练或者干脆说根本没受过训练。这其中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用药就能把病人治好。1958年，一位这种“缺乏训练”的医生，尼古拉·P·格里麦尔迪，当时刚从林肯按摩脊柱疗法学院毕业，他与63名医务工作者以及施行骨疗者一起参加了康涅狄格州委员会的基础科学考试，他取得了参加康涅狄格州委员会考试的医生所取得过的最高成绩（分）。
洛克菲勒的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以至于在1927年发起了国际教育基金会作为小洛克菲勒自己的个人慈善事业，还捐赠了21，000，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准备毫不吝惜地给予外国的大学和政客们，当然要附带各种条件。这个基金会承担着输出洛克菲勒作为全人类恩主的“新”形象及其商业活动的任务。没有人告诉过那些受益人，看起来好像是洛克菲勒把钱从窗户里扔出去了，然而每一分都将会带着丰厚的利润从前门跑回来。
洛克菲勒过去一直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兴趣，由于美孚石油公司几乎是“中国油灯”用油的唯一供应者，因此他把钱用来设立中国医药基金和北京协和医学院，扮演着“伟大的白人教父”的角色，来向他卑微的孩子们传播知识。洛克菲勒基金会投资达45,000,000美元用来“西化”（实际是摧垮）中医。
医学院校被告知，如果它们想从洛克菲勒慷慨的赠与中得到好处，它们必须使五万万中国人民信服地把他们经过多少个世纪检验的赤脚医生安全、有效却又廉价的草药扔到垃圾箱里，让中国人民赞成使用美国制造的昂贵的有致癌、致畸作用的“神”药，当这些药致命的副作用再也掩盖不住的时候，则需要不断地用新药来替代；如果他们不能通过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来“验证”他们古老的针灸的有效性，这就不能认为有任何“科学价值”。西医对几千年来证实的针灸对人类的有效性毫不关心。
但是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后，既然跟中国进行贸易已不可能，洛克菲勒一家也就对中国人民的健康突然失去了兴趣，并逐渐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印度和拉丁美洲。
“所有的对他生平的公正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是所有的嗜好中可能最丑恶的那种嗜好的牺牲品，那种对钱的嗜好，把钱作为目的。这是一幅令人不快的画面……这个敛财狂秘密地、耐心地、持久地谋划着他如何可以增加财富……他把商业变成战争，并将残忍、腐败行径充斥其间……然而他将他的巨大组织称为善行，将他去教堂做礼拜的行为及其慈善事业作为他正直的证据。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滔天罪恶。这只能称之为——虚伪。”
这是艾达·塔贝尔在她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中对老洛克菲勒的描述。该文于1905年连载于广为发行的《麦克卢尔杂志》上。由于那是在“拉德洛大屠杀”前几年，因此当时老洛克菲勒还远未达到最声名狼藉的时候。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很难再看到不管是对老洛克菲勒,还是对小洛克菲勒的哪怕是一句批评，而小洛克菲勒已经步了老洛克菲勒的后尘;也看不到对小洛克菲勒四个儿子的批评，他们都在竭力效仿他们响当当的前辈。今天，在西方公共图书馆里现存的各种各样百科全书里，只有对洛克菲勒家族的赞扬，而没有其它。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老洛克菲勒一生中有两次表面看来最具负面影响的事件却为其带来了有利的巨大的积极变化，其变化程度之大连他自己都无法预见到。即：
根据当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早已成为洛克菲勒的个人财产并已从牛津搬到了芝加哥），洛克菲勒“急流勇退”的那一年，即1911年，他被美国一家法院判决行为违法，并命令他解散由40家公司组成的美孚石油托拉斯。这次强制解散却给他的帝国增添了新的力量，这新增的力度之大在现代商业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直到那时，托拉斯一直都以大家能够看到的形式存在着——一个暴露的目标。从那以后，它转入了地下，因此它的力量被安全地掩盖起来，它能够继续进行扩张，然而人们却看不到,因而也无法抗拒。
第二个表面来具有负面影响的经历是1914年的一次事件，这次事件说服老洛克菲勒开始给自己脸上贴金。而此前他十分轻视舆论。
矿工联合会要求为卡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洛克菲勒旗下众多公司中的一家——的矿工们增加工资并改善生活条件。
这些矿工们大多是来自欧洲最贫困国家的移民，他们住在由公司提供的工棚里，支付着昂贵的租金。他们微薄的工资（每天美元）是以只能在公司的高价商店里使用的代币券的形式支付的。他们做礼拜的教堂的牧师受公司雇佣的；他们的孩子在公司控制的学校里上学；狂热宣扬基督教的洛克菲勒一家认为具有“颠覆性”的书籍，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公司的图书馆里是不收藏的。公司豢养着一支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由侦探、煤矿警卫、间谍组成，其任务就是对矿工们进行隔离，以消除他们可能联合起来的危险。
当矿工们罢工的时候，小洛克菲勒（那时已经正式掌管了公司）和他父亲的打手——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的浸信会牧师弗雷德里克·T·盖茨，甚至拒绝谈判。他们把罢工工人从公司的工棚中赶了出去，并从鲍尔德温－菲尔茨侦探所雇佣了一千名工贼，还说服州长阿蒙斯调集国民警卫队帮助镇压罢工。
公开的冲突爆发了。自从被赶出来以后就搭帐篷住宿的警卫、矿工以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被残忍地杀害。直到惊慌失措的州长给威尔逊总统发电报请求派联邦军队来，最终才由联邦军队镇压了这场罢工。《纽约时报》，那时已经再不能说它对洛克菲勒利益集团不友好，于1914年4月21日进行了报道。
“今天在拉德洛地区发生在罢工的煤矿工人与科罗拉多国民警卫队成员之间一场长达14小时的战斗以希腊罢工工人领袖路易斯·泰克斯被杀，拉德洛的帐篷群落被焚毁而告终。”
第二天报道：
“在拉德洛地区洛克菲勒控股的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地界发生的政府军队与煤矿工人之间长达14小时的激战中，已知45人死亡（其中包括32名妇女和儿童），20人失踪，20多人受伤。拉德洛已是一片被烧焦的废墟，下面埋葬着工业冲突历史上空前恐怖的故事。当火焰烧过的时候，躲在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来复枪火力攻击而挖的掩体里的妇女和儿童们，像困在陷阱里的老鼠一样死去。在今天下午挖开的一个坑里面发现了10名儿童和两名妇女的尸体。”
全世界随之而来的反感使得老洛克菲勒决定雇佣全国最有才能的新闻代言人艾维·李，艾维·李就接过了对洛克菲勒这个工业巨头的血腥形象进行美化的艰巨任务。
当李得知新组建的洛克菲勒基金有一亿美元要用于促进目的而却不知如何使用时，他提出一个计划，把大笔资金，不少于100万，捐给著名的大学、医院、教会和慈善机构。他的计划被接受了。因此数百万美元的钱被捐出去了。而且他们在全世界用头版头条进行报道，因为在金本位制和5美分雪茄烟的时代，在报界有一句谚语，100万美元总是新闻。
那就是用漂亮的词句堆砌起来的,关于新的“神”药和“即将实现的突破”的医学报告的开端。这类报告是在一流的新闻机构和新闻协会里炮制出来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由于洛克菲勒依靠其急剧膨胀的财力，进行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展示，展示其慷慨和善行，并在新闻界如雷的鼓吹下，将那些用于展示其慷慨和善行的财产施予形形色色“有意义的”机构。这使得反复无常的公众很快就忘记了，或者说是原谅了那次对外国移民的大屠杀。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仅是新闻记者，而且全部报纸都或者被洛克菲勒的钱买了下来，或者要依赖其财政支持，或者由其设立。因此，当由亨利·卢斯于1923年创办的《时代》杂志陷入经济困境时，它就被J·P·摩根接管了。摩根死后，他的金融帝国土崩瓦解，全面美化形象的洛克菲勒家族毫不犹豫地接管了这株编辑界的奇葩，以及她的姊妹杂志《财富》和《生活》，并在洛克菲勒中心为她们修建了自己的家，一幢昂贵的14层楼房——时代与生活大厦。
洛克菲勒还是《时代》的“对头”杂志《新闻周刊》的合伙人，这家杂志是在罗斯福总统“新政”早期由洛克菲勒、文森特·阿斯特、哈里曼家族以及洛克菲勒家族的其他成员和盟友们出钱建立的。
尽管老洛克菲勒天生地玩世不恭，可是当发现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如此容易地被收买时，他肯定还是感到吃惊。实际上，他们是他最好的投资之一。
通过在国内外建立他的教育基金会并给予慷慨的捐赠，洛克菲勒不仅成功控制了政府和政客们，而且控制了知识分子和科学界，首当其冲的是“医学的力量”，这个组织形成了“新宗教”的牧师们，他们就是现代的医务人员。普利策奖、诺贝尔奖或者任何类似的接受捐赠资金并具有声望的奖金从来没有授予过公然宣称与洛克菲勒系统作对的人。
亨利·卢斯是《时代》杂志的正式奠基人和编辑，但是却一直依赖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广告，因此也就在对他的资助人的阿谀奉承上极尽能事。洛克菲勒的儿子对拉德洛大屠杀负有责任，而且在他父亲的大多数令人反感的行动中一直是一个顺从的合作者。然而，在1956年，亨利·卢斯把小洛克菲勒作为《时代》的封面人物，并且郑重地将特写的标题定为“好人”，报道中有这样的吹嘘：
“正是由于小洛克菲勒的一生是积极、友善和奉献的一生，才使得他成为一名真正的美国英雄，就如同一位为美国军队赢得胜利的将军或者代表美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的政治家肯定会成为英雄一样。”
很清楚，即使在小洛克菲勒和亨利·卢斯死后，由于《时代》仍然依赖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广告，因此它的编委不可能改变论调。因而，在1979年小洛克菲勒的一个儿子纳尔逊·A·洛克菲勒死后，虽然他是越南战争和美国参加的其他战争中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并且还应对阿提舍监狱的囚犯和人质的大屠杀负个人责任，《时代》在讣告中却这样说他：“为国家效力并改善国家、促进国家进步的使命感激励着他。”毫无嘲讽之意。
或许正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当彼得·辛格教授在向意大利的法官们讲述时，他牢记着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一家慈善企业，致力于有益的工作。他们最好的一项工作看来就是资助彼得·辛格教授这位世界上动物最伟大的朋友和保护者。他声称“动物解剖是医学进步必不可少的”，并且20多年来拒绝提及众多的医学博士们持有相反的观点。
《时代》杂志中的文章揭露出来的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很多年以前，辛格已经“感到惊喜，因为当时《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要求他把这个学科浓缩在大约30，000词汇之内，而这是位于学科中心的关于我们应当做什么的系统研究”。因此现在我们谈谈资助和赞助这个话题。资助和赞助并不总是意味着马上拿到现钱，更重要的是长远利益。
几十年前，《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从牛津搬到芝加哥，因为洛克菲勒把它买下来了，以给他建立的第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其医学院增加更多需要的光彩。彼得·辛格教授，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保护者”总是为动物解剖和唯利是图的医学骗子大开方便之门，多亏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一贯随声附和的传媒界在全世界招兵买马，才为他做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免费广告。
从《时代》杂志的文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辛格的母亲是落后农村的一名医生，这可能意味着他在吃奶的时候就接受了洛克菲勒全部关于动物解剖的迷信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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