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0: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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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的“落花洞女”则是部落中有一些未婚的女子，能将树叶哭下来；到山洞不吃不喝，几天不死，回来后也不饮不吃，几天后就死去。部落人们认为她去和树神、井神结婚了，因而这些女孩生前没有结婚，但人死后，别人去办丧礼，而落花洞女的家人给他们不但不办丧礼，还要办婚事，以示婚礼之喜．
落花洞女进入痴迷状态，她的面色灿若桃花，眼睛亮如星辰，声音如丝竹般悦耳，身体里发出一种馨人的清香。她每天不停地抹桌擦椅洒扫厅堂，把一个原本破败的家收拾得纤尘不染。
进入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按照当地的说法，这个女孩子已经把自己许给了神，她整天生活在幸福的幻想里。她的心上人是不食人间烟火却救人于水火的神，因此她不再为世俗的任何男子动心，只需小心地保护好自己的美丽娴静，等着她的神选好了吉祥的日子来迎娶她。这就注定了她的一生将不再有姆妈经历过的一切生儿育女盼夫心切又妒怨煎熬的烦恼，也不会有世俗的男子想到要用自己的婚姻去解救这个被神的幻象所**的女孩。
固然当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幸福中的女孩含笑而逝，但她始终不渝地保持了自己的姣好容颜，直到今天的传说与记载中．
至于落洞，实在是一种人神错综的悲剧。地方习惯是女子在性行为方面的极端压制，成为最高的道德。这种道德观念的形成，由于军人成为地方整个的统治者。
军人因职务关系，必时常离开家庭外出，在外面取得对于妇女的经验，必使这种道德观增强，方能维持他的性的独占情绪与事实。因此本地认为最丑的事无过于女子不贞，男子听妇女有**。妇女若无家庭任何拘束，自愿解放，毫无关系的旁人亦可把女子捉来光身游街，表示与众共弃。
仙娘。
仙娘是楚巫文化的一部分,指的是能言善辩的妇人，先发狂病，后成女巫，进行行巫。行巫不必学习，无从传授，只设一神坛，放一平斗，斗内装满谷子，插上一把剪刀。
有的什么也不用，就可正式营业。执行巫术的方式，是在神前设一座位，行巫者坐定，用青丝绸巾覆盖脸上。重在关亡，托亡魂说话，用半哼半唱方式，谈别人家事长短，儿女疾病，远行人情形。谈到伤心处，谈者涕泗横溢，听者自然更嘘泣不止。
执行巫术后，已成为众人承认的神之子，女人的潜意识，因中和作用，得到解除，因此就不会再发狂，初执行巫术时，且照例很灵，至少有些想不到的古怪情形，说来十分巧合。
因为有事前狂态作宣传，本城人知道的多，行巫近于不得已，光顾的老妇人必甚多，生意甚好。行巫虽可发财，本人通常倒不以所得多少关心，受神指定为代理人，不作巫即受惩罚，设坛近于不得已。
行巫既久，自然就渐渐变成职业，使术时多做作处。仙娘还可以行使点小法术，埋在地下，放在枕边，使“仇人”吃亏。或更作媒作中，弄一点酬劳脚步钱。小孩子多病，命大，就拜寄她作干儿子。
小孩子夜惊，就为“收黑”，用个鸡蛋，咒过一番后，黄昏时拿到街上去，一路喊小孩名字，“八宝回来了吗？”另一个就答，“八宝回来了，”一直喊到家。到家后抱着孩子手蘸唾沫抹抹孩子头部，事情就算办好了。
行巫的本地人称为“仙娘”。她的职务是“人鬼之间的媒介”，她的群众是妇人和孩子。她的工作真正意义是她得到社会承认是神的代理人后，狂病即不再发。当地妇女实为生活所困苦，感情无所归宿，将希望与梦想寄在她的法术上，靠她得到安慰。这种人自然间或也会点小丹方，可以治小儿夜惊，膈食放盅。
放蛊是一种古老的黑巫术，是楚巫文化的一部分。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左传》中就有关于蛊的记载。宋人郑樵所著《通志六书》里甚至记录了制造蛊毒的方法，大意是说，将各种毒虫集中在同一器皿之中，任其互相袭击与吞食，最后存活下来的就是蛊，即毒虫之王。
历朝历代官府都针对制造蛊毒行为有非常严厉的刑律，故放蛊巫术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历代志书史记，关于蛊毒的记录数量虽然不少，总是廖廖数语，并且语焉不详，这就使蛊婆(草鬼婆）与蛊毒变得更加诡秘。《乾州厅志》记：“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蛊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皋，或气胀于胸膛，皆致人于死之术也。”
传说放蛊的手法有三到四种，以手法的不同可鉴别法术的高低：伸一指放，戟二指放，骈三指四指放，后果各不相同。一二指所放的蛊，中蛊人较容易治愈，三指所放就较难治了，倘若是三指四指所放，几乎属于不治之症，中者必死无疑。
中了蛊的人在将死前一个月左右，能见到蛊婆的生魂掩着面前来送物，行话谓之“催乐”。此后如果病家不能得到有效治疗，一个月内病人定会死去。治疗中蛊的病人，轻者郎中草药或还可以奏效，重者非放蛊者本人来解才有生路可求。
对于蛊婆旧时有多种方法识别真假。
按《永绥厅志·卷六》的记录，真蛊婆目如朱砂，肚腹臂背均有红绿青黄条纹，没有就是假的；真蛊婆家中没有任何蛛网蚁穴，而该妇人每天要放置一盆水在堂屋中间，趁无人之际将其所放蛊虫吐入盆中食水，否则就是假的；真蛊婆能在山里作法，或放竹篙在云为龙舞，或放斗篷在天作鸟飞，不能则是假的。
所有的真蛊婆被杀之后，剖开其腹部必定有蛊虫在里面，若没有就是假的。清嘉庆之前，苗人捉到蛊婆格杀勿论，后来不知何故，不敢再杀而是卖于民间，放蛊之术得以流传。
一般说来，蛊术只在女子中相传，如某蛊妇有女三人，其中必有一女习蛊。也有传给寨中其他女子的，如有女子去蛊婆家中学习女红，被蛊婆相中，就可能暗中施法，突然在某一天毫不经意地对该女子说：“你得了！”该女子回家之后必出现病症，要想治疗此病，非得求助于蛊婆，蛊婆便以学习蛊术为交换条件，不学则病不得愈。因为一切在暗中进行，传授的仪式与咒语，外人无从得其详。
每个蛊婆都设有自己的蛊坛，藏在山涧、溪流或家中的隐蔽处，蛊婆需要非常谨慎地保护它，因为蛊坛一旦被外人发现，蛊婆自己命将不保。传说曾有蛊婆设坛在家，某天趁无人时用热水给神偶沐浴，不料被自己的小儿子看见。
第二天，蛊婆上山砍柴时，孩子不知利害仿效母亲给神偶洗澡，结果因水温过高将附有蛊妇之魂的神偶烫死。再说那蛊婆在山中劳作，猛然间感到心促气短力不能支，心下明白定是蛊坛出了问题，不敢有半点延误，赶快回家沐浴更衣，收拾停当静卧床上，不过一个时辰已经气绝。
相传蛊妇放蛊中一人，可自保无病三年，中一牛，可保一年，中一树，可保三个月，如不放蛊，蛊婆自己就要生病，连续三年不将蛊放出去，蛊虫不得食就会伤害蓄蛊人。动物之中唯有狗不能放蛊，蛊婆怕狗也不吃狗肉。
巫与占卜。
占卜是一项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国外亦有各种各样的占卜形式，但是，此处所进行的关于占卜问题的探讨，主要以中国古代占卜为观照的焦点，使用材料大多为中国古代文献。然而，不管是中国古代的星占、筮占、龟甲占，还是古巴比伦时期流行的脏卜，古希腊罗马时期盛行的占星术，都具有一种相通的思想基础和行为方式。
占卜之术曾经在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量的甲骨卜辞即甲骨文中，可以看出卜筮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显著地位，‘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
商代王室崇尚迷信，凡是祭祀、征伐、田猎、出入、年成、风雨、疾病等等，事无巨细，一切都求之于鬼神，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龟甲兽骨等占卜吉凶，占卜以后又会在龟甲兽骨上刻下占卜的时日、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占卜的结果等，迄今安阳殷墟发现了约十五万片甲骨刻辞，除开极少数是商王室、贵族记事之用外，绝大多数是殷人占卜的结果，即卜辞，卜辞反映出殷人几乎无事不卜的习俗。
不论是使用龟甲兽骨，还是使用动物内脏进行占卜，古今中外占卜的主要行为目的大致相同。由于它萌生于原始文明的土壤之中，与原始思维的关系非常紧密，古人常常借助于种类繁多的星占、筮占、式占、择日历忌、龟卜、占梦等等千奇百怪的手段，来研究他们身边的奇妙世界。在占卜者的队伍里，既有操纵‘鸡骨卜‘‘牛骨卜‘等的民间巫师，也有深谙易学，实施繁复的预测之术的易学大师。它是巫术的近亲，还是巫术的子女？
异同点。
首先，因为占卜与巫术有相同的思维方式。原始思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特定条件下的现象无限制地推广，因此形成对客观世界的错误联想。在此认识基础上，客观世界被人为地镀上一层神秘之光，被赋予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拥有非常的操纵能力。
按照顺势巫术来说，世间的万世万物都可能具有某种特性，因此顺势巫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这种特性传递给人类。而基于接触巫术的原则，事物一旦互相接触过，它们之间将保留着某种联系，即使他们已经相互远离。
在这样一种交感关系中，充当了巫师角色的占卜实施者们，凭借虔诚的心态和高超的技艺，一厢情愿地与想象中的鬼神世界保持了某种联系，当然这种联系需要通过神秘的仪式、咒语祝辞等特殊方式获得。占卜者作法的目的在于沟通人神以探寻未知世界，这是占卜与其他巫术形式的显著区别。
其次，占卜需要巫术实施者的介入。
实施者并不一定要求非得是专职人员，当然，有一个必要前提，这些实施者（包括求占者、代占者）必须都对超自然力的存在毫不怀疑。易学大家、民间巫师，以及那些非专业的笃信占卜，或者偶尔为之的人，构成了占卜者的庞大队伍。占卜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能够恣肆蔓延，并且能够世代传承，这支队伍起到了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周易》占筮系统的发展历程上，虔诚追随者的参与功不可没，他们抱着至诚至信的心态钻研琢磨《周易》，使其得以高度发展，成为古代显学之一。
第三，占卜所反映出的仪式化特征相当明显。
占卜前必须遵从一套严格的仪规，占卜者要向神鬼表达其虔诚的心迹，奉行占卜中必须遵守的程序，包括认真地叨念祝辞。在易占中，从占卜之前的准备到占卜中的挂、扐、归奇、揲等动作，以及占卜中所使用的祝辞都有特殊的规定，尤其到后来易占逐步成熟，在形式上越发讲究，对占卜仪式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系辞》程序严格完整，每一步每一环都融入了精心的设计，包含了浓厚的仪式化特征。
第四，占卜的目的在于认识或者改变世界。巫术目的在于‘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所谓的发现、预言、和引出事变，正好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在巫术观念下所产生的巫术行为的宗旨。
占卜者的目的正在于认识世界，并且希望通过这样的认识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当然，如果以客观态度对事物进行科学的认识推测，那就不是巫术，而是科学的预测。但巫术所反映的世界是被歪曲了的，因其是在巫术观念的支配下得以产生，人们实施巫术，希望借助神鬼等的力量探寻到世界的奥秘，虽然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荒唐可笑的，但错误的结论并不能掩盖巫术行为中涵盖的以认识世界为目的这一事实。在千奇百怪的巫术中，是有以判断为主要目的的巫术的，巫术的功能应当包括判断和改变、了解和改造的双重目的。
似占卜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文化现象，它的复杂性有目共睹，复杂的事物总是不可能以一种单一的状态存在，而正是因为它的复杂性引发了它组成的多元性。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变化，占卜形式已经发展得林林总总、千奇百怪，使人眼花缭乱。尽管占卜文化包容庞杂，仔细分辨仍然可以从那些‘羊骨卜‘‘鸡蛋卜‘与‘易学‘之间摸索到它们的不同特质及其共性。
巫之分流。
巫师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出于职业需要，巫师大多较一般人掌握了更多的文化技能，古代的大部分官方文书工作均由祝宗卜史系列的官员们来承担，这类官员稔熟于各种祭祀仪典、天文历法、史籍谱牒、占卜记录等，这样一些人无意有意中凭籍手中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成为记录保留古代文化的中坚力量。
虽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巫术逐渐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巫的地位在不停地下滑。但是由于巫是上古时代文化的掌握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仍然以‘宗‘‘祝‘‘史‘等身份充任着朝廷的代言人、文化的传承者，他们记录下灿烂的古代文明，使其得以生生不息。
巫师的分流有以下几种：辅佐君主。
《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士，谋及卜筮。‘祭神、占卜在古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司巫、男巫、女巫均有不同的施职范围，主持比较大型的、专门的巫术活动，如此精细的区分，反映出巫在其分化过程中职权逐渐缩小的趋势。
由于统治者对巫术的笃信，巫师的地位尽管较从前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技艺超群者在统治者的优宠下仍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巫师们设坛作法，希望通过玄妙的法术通神，他们还能‘准确‘地测算过去与未来，从而赢得了统治者的信任，并且籍观星占筮等‘绝技‘参政、辅政，干预国家大事。这样，一部分巫因为继续受到宫廷的重视而得以承担一部分朝廷的事物，成为统治者的辅佐，他们实际上已经沦为御用巫师。
服务百姓。
因为人们还有无尽的愿望，还有数不清的恐惧，有被人类学家们称作‘集体无意识‘的对神鬼的敬畏，看似琐碎零散的巫术活动，犹如春天的草籽，在民间生活中肆意蔓延。‘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
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
众多巫师参与到如此广泛的祭神活动中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民间巫师由于同世俗生活保持着亲密的接触，因此不管时局如何动荡，政权如何更迭，各种力量如何打压，他们却一如既往浮现或者潜伏于广泛的世俗生活中，奔走在民间，凭借光怪陆离的巫术形式－－祝祷、占卜、祈禳……，出没于社会生活的不同场景之中，成为奉神事鬼的骨干。
成为艺人。
实际上巫师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用歌舞来降神娱神，因此巫师尤其是女巫大都善歌舞，这一点在《九歌》和《诗经》中有许多描写。因为在原始人的心目当中，艺术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在最初的艺术发展阶段，含有巫术性质的艺术是最早、最普遍的文化形式，最原始的艺术形式往往是作为辅助实际生活的一种巫术才得以产生。
巫术活动中所搀杂的强烈的情感、执着的信念、神奇的幻想等等简直就可以被当作史前艺术的部分组成。因此，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绘画、雕刻等作品，和一些原始部落保留的歌舞，被当作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证据。音乐的产生也具有几乎相同的原理，故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巫师是最早的舞蹈音乐艺术家。
舞蹈音乐这类极富表现力的独特艺术形式在他们的‘巫舞‘、‘巫歌‘中形成并被发扬光大，所以把舞蹈音乐艺术原创的一部分功绩记到原始巫师们身上一点也不过分，这也是上古巫师们值得自豪的地方。
安贫乐道。
《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郭璞注称‘巫咸‘等人皆是神医。在古代人的认识里疾病乃是因为鬼神所致，因此医生治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向鬼神祭祀祈祷来消灾灭病，通天达地的‘巫‘理所当然地担当起替人消除疾病的重任。但是随着知识的积累，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古代医学逐渐艰难地从巫术中分流。
对那些‘信巫不信医‘的人，扁鹊提出不予治疗，明确了‘巫‘与‘医‘之间的分野。虽然中国古代医学一直留有‘祝由科‘的痕迹，但是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强，‘巫‘‘医‘的逐渐分离已是大势所趋，‘医‘以理性的态度朝着科学进发亦成为必然。
口播文学，小说始祖。
巫师作为古代一个人数众多、队伍庞大的社会阶层，对创造和传播神话故事以及古小说的创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巫师的神话传说越丰富，人们对巫术的信仰就会越发坚定，然后由于这种信仰的坚定，对神话传说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浓厚，同时对巫术的崇信更加执着。
巫术思想的泛滥，对巫师的迷信，奠定了古小说中巫术故事盛行的广泛的社会民俗基础。巫的作用对于中国文艺的发生和发展有重要关系，这种对于巫的信仰在民间十分流行。战国时代以来兴盛的还有方士。方士，是主张人通过修业成神、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神仙说者。秦始皇追求长生的传闻是有名的。
这些巫和方士，利用民间的风俗信仰，提倡鬼神灵异，编造神异之书。这样，神怪的传闻便兴盛起来，在人们之间流传。这种风潮就成为产生六朝时代志怪小说的母胎。对于小说这一独特的文体而言，巫师们信巫还要传巫，所谓的‘传‘除了一般的口传之外，在文字产生之后，叙事文学就成为巫师们传播巫术的最佳载体，巫在自觉不自觉之间为小说的产生及其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战国时期流行的各种巫术是小说兴起的源头之一，关于巫术的故事在唐前志怪中俯拾即是，类似于《列异传》《搜神记》《幽明录》《博物志》《玄中记》《拾遗记》等等小说中都有关于巫术的大量记载。当我们从小说产生的源头上反推小说的创作者的时候，不难发现小说最初的创作者与巫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
师术思。
现代科学向两极发展，一是探究过去，一是前瞻未来。在过去、未来之间，立足服务现在。近年来的历史长剧《成吉思汗》、《康熙王朝》、美国科幻大片《黑客帝国》、《星球大战》等，都是人文学者们艰辛工作的结果。
历史一页一页翻过去，人类一代一代传下来。
一些人文活动的因子承袭了，一些信息却被舍弃。因而历史是复杂的，重构重述历史又是难的。比如，巫山乃至全国全世界的先民们如何生产与思考？实在难于探寻。重述巫文化，是何等不易！正因如此，《巫峡潮》从2期到10期，连载8篇巫文化溯源系列文章，奇文雅正，旁征博引，科学论证，学风严谨。仔细研读，不能不深有感焉。
总观‘系列‘，澄清了当代人们对巫文化理解上的许多混乱，是我县第一个言说‘巫文化‘的系列文章，令人耳目一新。奇文八论，共三部分。
巫师。
其一，巫师，叙述变化脉络。‘巫之变迁‘探索巫文化发展颠峰及必然滑落之原因，巫师也每况愈下，指出其历史的进步性与现实的落后性。‘巫之分流‘谈其文化急剧衰落后巫师的五大分流，巫师们走进官场，混迹宗教，充当艺人，成为医生，口播小说，从单一走向多元。
巫术。
其二，巫术，叙述行为方式。‘何为巫术‘则从宽泛意义上剖析其五大要素，为众说纷纭的巫术界定了明确含义。‘巫术之术‘解疑其与方术、法术、魔术、数术的区别与混杂，在浩大庞杂之网络中给人以清晰印象。‘巫与扶乩‘评析其神秘特殊的表现形式，故弄玄虚，问天地，卜前程，其术程序化、规范化。
巫思。
其三，巫思，叙述思维特征。‘巫与咒术‘则从口语的的特殊功用与咒语的特殊形态入手，诠释其诡谲力与人们善良愿望之间的关系，夸饰语言魅力。‘巫术意象‘探求其形象思维过程，阐述其典型性、神秘性、象征性与各类艺术的渊源，夸饰了物象魅力。‘巫与占卜‘介绍巫术也用易学占卜这一形式加以神秘化，与‘易学预测‘的思维形式同。
总之，八论奇文，俯瞰式全方位解释了巫文化。一言以蔽之：巫曾有用，影响很大，却很荒唐！诚然，巫文化是远古文化，时空间距太大，加之其神秘性与封闭性，本已造成人们理解的必然障碍；且要探究它，必须严肃科学，必须考证引典，其较多的抽象思维与学术语言，又造成了人们的阅读困难。但不管怎么说，这些系列文章，为眼花缭乱、一片混乱的巫文化，划了一道清晰而精准的线条，令人欣然。[bookid=2871585,bookname=《灵噬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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